鹽商們發了財，盡興享受，自然先是興建莊園。天津有名的水西村，為清代天津鹽商巨富查日乾、查為仁父子所建。査家祖籍安徽，後其祖上移居浙江海寧，販鹽致富。明王朝建都北京後，海寧查家的鹽務拓展至京津一帶，並在商務與仕途上兼有發展，成為京城豪富，顯赫一時。
天津水西村占地數百畝，園內樓宇亭台，錯落有致，假山流水，花圃草地，樹木成蔭，儼然一座宮廷花園。查姓家庭住在水西村裏，自然享盡榮華富貴。到底他們還信仰儒家學說，有了財勢，附庸風雅，為本地名士提供一個安心創作藝術的環境，類若現在的創作基地，而且還養著許多民間藝人，為他們解除溫飽之憂，專心從事藝術創作。據老輩人對我們說，天津的刻磚藝術能夠發展成熟，水西村功不可沒。水西村裏就養著一批刻磚藝人，以裝飾園林為業，為水西村主人刻磚雕花，如此多少年在水西村裏勞作，後來成就了不少的刻磚名家。
水西村還是天津書畫家雲集的地方，類如後來的畫院。水西村主人以禮相待，供給膳飲，提供文房四寶，請畫家們專心創作，而且收購名家作品，收為珍藏。新中國成立後，水西村主人將祖上珍藏獻給國家，成為藝術館的珍品。
水西村不僅對天津書畫界的發展作出貢獻，還為天津餐飲業留下珍貴財富。水西村主人每天宴請賓客，如此就創造了許多名饌，現在的天津菜係，許多名菜就是當年水西村的菜品。
天津鹽商發了財，到底沒忘奉獻社會。天津鹽商發了財沒有移居國外，沒有買官，沒有橫行鄉裏，反而教育後輩讀書做人。天津查家的後輩，一些人成了著名作家、政治家，上世紀五十年代，查良錚（穆旦）先生在南開大學任教，我還有幸前去拜訪，雖然隻有一麵之緣，但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不忘。
查先生留給我的印象，就是一位大詩人、大學者，一點兒也不似現在“款爺”的後輩那樣，看著就是一宗社會公害。
小雜鋪，相當於今天的便利店，但比如今的便利店便利多了，生意可以做得極小，一分錢的生意也做。一分錢生意能有多少利潤呀？反正不賠錢。賠錢，誰還開小雜鋪呀？
小雜鋪的兩大特點：一是小，二是雜。
小，小到店鋪進不去人，買東西要站在臨街的窗外，掌櫃從窗裏把東西送出來，再把錢收進去，就算做成了一次生意。大的小雜鋪，最大，也就是二十幾平米，店鋪裏除了貨架，各種缸缸罐罐，也沒有多大的地方，但總還可以進去人，下雨天不至於讓買東西的人站在雨裏。
小雜鋪的“小”，最明顯的特點，不雇傭工人，絕對夫妻店。兒女大了，早晨忙的時候出來幫忙，平時生意就老夫妻照顧了。
清末時期的雜貨鋪
小雜鋪夫妻店，既是店鋪，又是住房。門外放一個煤球爐子，女掌櫃在門外燒飯，到了吃飯時間，老掌櫃端隻大碗坐在店鋪裏呼嚕呼嚕地喝粥，夏天屋裏太熱，就蹲在門外啃大餅子，日子實在清苦。
小雜鋪的“雜”，日常東西都賣，油鹽醬醋、手紙肥皂，一切生活必需的日用雜貨，應有盡有。
小雜鋪小，小到一分錢的生意也做。一包火柴、一根蠟燭、一根針、幾條線、一個紐扣兒，一切日常離不開的生活用品，都在經營範圍之內。附近居民生活中一時有什麼需要，不必過馬路，就在離家最近的地方，出門就是小雜鋪，東西雖然比整買要貴些，但一分錢，先圖個方便。
一般家庭，買醬油、醋，都是買一瓶，買鹽，也是買一包。但窮苦人家，每天要等當家人回來，拿回當天賺的錢，晚上才開始買東西。天津人說沒有隔夜的糧，就是這類人家。
晚上當家人回來了，路上捎回幾條魚，收拾幹淨，熬魚的輔料不齊，吩咐孩子去小雜鋪買二分錢的熬魚料，孩子端著一隻大碗，到小雜鋪。“買二分錢熬魚料。”掌櫃接過碗，揭開醬油缸蓋，用提子提些醬油，再提點醋，滴些麵醬、糖色、腐乳——齊了。有些淘氣的孩子還和掌櫃爭：“多給點兒麵醬。”掌櫃也好說話，再放些麵醬，也算是滿意服務了。
清末時期天津東浮橋上的雜貨鋪
清末民初繁榮的天津商業街，賣各種日用品的雜貨鋪星羅棋布
天津老城區，每條胡同裏都有小雜鋪。居民區裏，小雜鋪的名聲都不太好，小雜鋪生意小，利潤極低，賺錢的手段就是摻水。從外麵進貨的醬油、醋，都兌水，酒也兌水。不摻假，就賺不到錢。過去住在城裏，常聽老奶奶們將胡同裏的小雜鋪叫“西藥房”。其實小雜鋪不賣西藥，說是西藥房，是指小雜鋪的吝嗇，賣東西和賣藥片一樣，太黑了。
小雜鋪經營得好，生意越做越紅火，貨物品種一天天多起來。最大的小雜鋪，有經營蔬菜的，每天早晨，種菜的農民挑著擔子把青菜送來。小雜鋪零售，再大的小雜鋪也不進時鮮青菜，頂多也就是預備些蔥蒜之類，再到賣土豆，已經類若燕莎了，老掌櫃就是董事長了。
新中國成立後，小雜鋪經過幾次改造，大多數都關門收事了。經營小雜鋪的老夫老妻們都分配了新的工作，有的去了菜市場，有的去了副食店，有的進了工廠，做了會計。能力強的，提拔當了領導，工資和大家一樣，每月四十幾元，比起他們舊日苦苦經營小雜鋪，生活穩定多了。唯一的遺憾，他們中的一些人，被定為小業主，不能享受工人待遇。過去工人文化宮，持工會會員證，電影票三角，持學生證，電影票二角五分，小業主沒有工會會員證，電影票三角五分。五分錢沒什麼了不起，麵子不光彩，剝削階級，曾經壓迫過勞動人民，魚肉人民，騎在勞動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罪惡了。
沒有小雜鋪的日子，有時就感到一點兒小小的不方便。一次，舊衣服的子母扣壞了，去了好幾家商店都買不到，若是在小雜鋪時代，捏一分錢，出門就買回來了，如今要想找一隻子母扣，難了。打的，轉了好幾個地方，人家都說，別用那玩意兒了，換個拉鏈兒吧。
如今是超市和便利店時代，便利店再便利，也不如小雜鋪便利。用句現在詞語，隻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你買不到的.這就是小雜鋪的經營理念。
南紙局，早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不複存在了。
南紙，天津人稱為宣紙。在老天津，宣紙有許多用處，最重要的用處，自然是寫字作畫。國畫，要畫在宣紙上，書法也要寫在宣紙上，學生有“大仿”課，也得使用宣紙，自然是最低檔次的宣紙了。此外，天津人生活中也使用宣紙。老城廂住房，窗子，上半部分是玻璃，下半部分是窗根，窗棋上糊的就是宣紙，還有活動軸，天熱時卷起來，夜裏放下，很保溫。再一種特殊的用途，賣鯉魚。將鯉魚從水裏打上來，用一張宣紙包好，可以活幾個小時。探親訪友，送一條大鯉魚，不能提著活魚去人家，就得用宣紙將鯉魚包好，送到親友家裏，將鯉魚從宣紙裏取岀來，放進水盆，立即歡實地遊起來，一點兒沒有路上受委屈的神態。
南紙局生意很火，天津老城廂南紙局多在鼓樓南大街上。鼓樓南大街，靠西一側，毗鄰幾家南紙局，兩層木房，樓上雕花隔扇門，從來不開，更從來不見有人站在走廊上，木欄杆厚厚一層土，似是樓裏沒有人家；樓下紙局，也是門可羅雀，沒有一般商家的火爆景象。來這裏購物的，自然全是儒生雅士，岀來進去也是夫子神態。
筆者幼時，常常去南紙局買東西，南紙局不光賣宣紙，文房四寶皆在經營範圍之內。那時候我可沒少買毛筆，用得最得手的，是戴月軒秘製七紫三羊，每月一定一支。寫的字不多，從來也沒有寫好，總是怪毛筆不好用。母親知道我的壞毛病，寫字隻讓我使用哥哥用過的毛筆，老師畫了“叉”，拿回家來，強詞奪理，毛筆不好用，母親特許，買一支新毛筆。跑到南紙局，隻買戴月軒七紫三羊。買回來，沒幾天，也沒見任何長進，筆咬禿了，再去磨母親。好在母親脾氣好，寵愛幾近溺愛，小學幾年不知道買了多少毛筆，若是留下一支到現在，珍品了。現在和書畫家接觸，許多名家都不知道什麼是戴月軒。
據老輩人說，早年間，南紙局還刻書，自然是木版書。舊說，有了錢，刻部稿，相當於現在的自費出書。好在那時候刻稿不用書號，無論是刻自己的稿，還是刻經，隻要你出錢，南紙局就全包下來了。舊時候，不光是老天津衛，大江南北許多地方，讀書人為了宏揚儒學，掏錢刻儒家經典贈送學子的事情是時有發生的。老天津鼎鼎大名的文美齋，原來就是一家南紙局，後來生意做大了，刻書出版，在北方一帶極有影響。前幾年，北京拍賣文美齋刻印的信箋，一冊美術信箋，居然拍賣到數十萬元。文美齋後人是我家的親戚，得知北京的拍賣消息，我對老文美齋家的後人說：“你們家那點老存貨，若是保留到今天，一片別墅早買下了。”老文美齋後人極是後悔地對我說：“不是全當手紙用了嗎！”
南紙局還做一些生意，賣扇骨、扇麵。我幼時曾隨先人去南紙局“坐”過，南紙局裏幹淨、肅雅，一進門，一股老木器味道，讓人感到時光似是倒流了一百年。顧客進門之後，夥計並不問買什麼東西，先讓座，隨後送過一盅茶，先生再過來和你說話，自然都是些無關緊要的話，有名的“今天天氣哈哈哈”，就是這類對話的重要內容。說過“今天天氣哈哈哈”，夥計捧來一個木匣，極是知心地對顧客說：“某某爺，您過過眼，這是剛剛從南方過來的幾件扇骨，沒敢往外露，隻給您老留著呢，有中意的，您挑幾件，剩下的，再往外擺。”絕對讓人感到掌櫃對你的特殊敬重。
扇骨的刻工，粗細不一。一般市民，扇子隻用來扇風，不敢使用刻工太精細的扇骨，怕顯富。一些玩扇子的閑人，對扇骨要求極苛刻。我看見過一位閑人，愛聽說書，進入書場，自然坐在最佳位置，這時，這位閑人便取出幾把名扇，一字排開擺在茶幾上，打開一把，扇幾下，合上，再打開另一把，再扇幾下，玩兒的是個派頭兒。
一般讀書人使用的扇骨，多喜竹梅之類的雅物。我看見過雕刻山水人物的扇骨，真有什麼“西湖十景”、“水滸一百單八將”之類的扇骨。那些，就是南紙局賺大錢的貨色了。
進入機器製紙時代，南紙局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除了老學究、老先生之外，使用宣紙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南紙局生意衰微，改弦易轍，重新修理門麵，改賣文具。沒幾年時間，天津幾家大南紙局都改成文具店了。南紙局改文具店，隻裝修門麵，外麵牆壁上某某南紙局幾個大字依然赫赫在目，直到筆者上小學，去文具店買鉛筆、學生練習本，還看見文具店外麵掛著南紙局的招牌。店鋪裏麵的布置裝修已經麵目全非了，擺在店裏迎接顧客的八仙桌沒有了，顧客進門，夥計也不迎接了，都是小學生，自然不必敬茶，和小學生也不必說“今天天氣哈哈哈”了。你買什麼，他賣什麼，一句客氣話也不說，生意做得十分利落。
寶和軒水鋪坐落在北馬路外側，屬於城外地界，但寶和軒水鋪和城裏人的關係太密切，從生活歸屬上應該劃到老城廂區域內。
老天津水鋪，是供應自來水的小店鋪，：舊日自來水沒有接入居民家中，每一條胡同設一個水龍頭，居民用水，自己去“打”。到月底，自來水公司挨家收水費，水費說是按使用多少收費，其實就是大平均，自來水公司隻問一家幾口人，按人頭收費，居民也沒有糾紛。
經營水鋪，單獨設立一個自來水管兒，再雇傭工人往各家送水，這就不隻是水價了，一筲水的價錢遠超過平均水價。送水工人有送水車，裝滿一車水，水筲分大筲小筲，居民家中有水缸，每天早晨送水工人送水，挑滿一缸水，足夠—家人用一天。
海河水用水泵抽上來，水龍頭每天開兩次
水鋪不光送水，主要生意是賣開水。天津人早晨不點爐火，早晨使用開水，就去水鋪“打”。一般就是提著一隻水壺，打一壺水，一家人洗漱、喝茶，也就夠用了。最早，水鋪還有一種服務，代衝雞蛋花。買水的人帶著一隻雞蛋，拿著大碗，到水鋪，水鋪夥計將雞蛋打好，提著水勺高髙地衝下來，立即就是一碗雞蛋花，表示絕對是滾燙的開水。
寶和軒水鋪，莫說在老城廂，就是在全天津衛，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字號了。和一般小水鋪不同，寶和軒水鋪有一塊大招牌，上麵三個顏體大字“寶和軒”，看著甚是莊重。寶和軒水鋪門外，停著四輛大水車，早晨四輛水車拉出去，中午時分四輛水車回來，午飯後四個送水的壯青年倚著寶和軒門外老樹根打盹兒，顯得極是氣派。寶和軒水鋪更經營著一個大書場，我小時候進去過，裏麵非常豁亮，相當於小學校的小禮堂，正麵有一個說書人的高台，相當於教室裏老師的講台，下麵一排矮桌、一排長板凳，可以坐下上百人。在這裏說書的都是天津最有名的說書藝人，陳士和先生的“聊齋”，就是在寶和軒說出名的。寶和軒書場外麵立著大招牌，寫著今天說書的內容，都是成本的“大書”，從“水滸”到“三國”，還有各種各樣的俠義演義。寶和軒書場絕對高雅娛樂，從來不說不入流的東西，由此才在老城廂享有盛譽。
來寶和軒水鋪聽書，不必買票，進門自己找個座位，體麵的爺們兒要一壺茶，賣茶的收入歸寶和軒，說書藝人每說一段書斂一次錢。來寶和軒水鋪聽書的聽眾，都是規矩人，聽書不給錢，類若現在看帖不回帖的無賴，是沒有的。當然，小孩兒聽書是不收錢的。斂錢的徒弟走到小孩兒麵前，就把收錢的盤子舉起來了。反正小孩兒也聽不出門道，也不搗亂，收小孩兒的錢，生意道上不規矩了。
舊時的水鋪
寶和軒的盛名，還和一段荒誕的傳說連在了一起。
說是老年間，寶和軒一位名叫張四連的夥計，一天下午正倚著門外老樹根打盹兒，忽然走過一個人來，向張四連問道：“這位是張四連老爺嗎？”張四連嚇了一跳，從生下來就沒人稱他是老爺，便堵氣回答：“我是張四連又怎麼樣？”誰料那個人更向張四連行了一個大禮，隨後對張四連說：“在下想向老爺借點銀子。”張四連一聽就火了，衝著那個不速之客罵道：“你拿我找樂兒呀？我窮得靠挑水謀生，哪裏有銀子借給你？”
隻是那個不速之客還是向張四連說：“老爺不知，老爺有一處深宅大院，那裏麵存著老爺一筆錢，說是要有老爺的話，才肯借給我的。”
張四連自然不信，那人就向張四連說起了事情的緣由。
原來，這位不速之客是一個落魄書生，晚上無處安身，一天，書生看見有一處大宅院，信步走進去，也沒人阻攔，糊裏糊塗就倚著院牆睡著了。睡夢中就聽見從上房傳出來撥打算盤的聲音，書生走過去扒著窗台一看，裏麵幾個老先生正在算賬，桌上放著許多銀子，書生窮得沒法兒，貿然闖進屋去，要向先生們借點銀子。算賬的先生對書生說：“這銀子不是我們的，我們為張四連老爺管理錢財，你找張四連老爺說去吧。有他的話，你想用多少，我們就給你多少。”可是張四連老爺在哪兒呢？算賬的先生說：“他每天下午坐在寶和軒水鋪門外老樹根上打盹兒，我們已經等他好多年了。”
如此，這位不速之客就找到寶和軒來了。張四連將信將疑跟著這位不速之客來到一處大宅院，夜裏果然傳來打算盤的聲音，不速之客領著張四連破門而入，幾個打算盤的先生立即站起來行禮迎接：“老爺，您可來了，我們替您已經管賬多年了。您別老坐在寶和軒水鋪門外打盹兒了，這裏的錢財您收下吧。”
就這麼著，張四連發財了。
你道荒唐不荒唐？
19世紀末開始供應自來水，圖為自來水公司正在鋪設給水管道
如今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老天津人，大多和當鋪打過交道。
當鋪，舊日人們一時缺錢，又沒有地方去借，隻得將一些東西拿到當鋪去做抵押，當得幾個錢，解決燃眉之急，等到有了錢，再將東西贖回，自然要加利息。當鋪，實質就是放高利貸。
抗日戰爭時期，天津淪陷，郵局、學校，幾個月不發工資，靠工資過日子的人家，常常要跑當鋪。魯迅先生對於當鋪很是熟悉，為父親醫病，魯迅先生少年時沒少跑過當鋪。
當鋪，門禁森嚴，雖然沒有武裝門衛，但鋪子裏麵都有彪形大漢“瞭高”，注意進出市民，遇有糾紛便過來製止，其實就是拉偏手，永遠是窮苦市民吃虧。
在《呐喊》的自序中，魯迅先生曾經寫道：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魯迅先生曾經去過的當鋪，如今還保留在紹興城裏，原名叫“悟濟當”。當鋪的櫃台高二米，魯迅當時十三歲，一米多高的身子，櫃台差不多就高出身高一倍了。去當鋪典押東西，正如魯迅寫的那樣，雙手高高將東西舉上去，窗裏的先生接過去，左看右看，百般挑剔，看著不值錢，信手扔出來，惡聲惡氣地說一聲：“不要。”任你怎樣央求，他再不理睬你了。
坐在高高櫃台裏麵的夥計，紹興人稱為是“朝奉先生”。天津人如何稱呼，不得而知，反正隻記得一個個凶神惡煞，臉子實在不好看，後來人們說的那種“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可能就是繼承當年當鋪的職業作風了。
淪陷時期，我也去過當鋪，隻記得當鋪裏陰暗沉悶，無論是來當當的窮苦人，還是當鋪裏的“先生”，一個個都愁眉苦臉，活似個閻王殿。當東西的人將東西舉著手送上去，就是留下了，也是老大的不願意，也聽不清他們喊的是什麼，一會兒當票扔出來，上麵胡亂畫著看不清的字，好好的皮袍，就和侯寶林說的相聲那樣，寫的都是“光板無毛，破洞幾處”，反正就是一文不值。正如魯迅先生寫的那樣，“在侮蔑裏接了錢”，得不到一點兒同情。那時候我雖然不懂世事，但心裏也是想，不全是日本占領帶來的苦難嗎？如果不是淪陷，誰會進當鋪呀！
當鋪，實質上就是放高利貸。當鋪的利息極高。據史料記載，浙江湖州府典當“息錢”，舊分三等，一兩以下者每月一分五厘，一兩以上者每月二分，二兩以下者每月三分。利息按月計算，超過幾天的也按一個月取息，而且到一定時期不能取贖，立即就成了“死當”，質品由當鋪沒收。一分五的利息，太可怕了。你今天當得十元錢，到你贖當時，就得還給他十一元五角，而且按月按日計息，過了不贖，當票“死”了凍西被當鋪沒收，你再給他多少錢，也贖不回來了。
當鋪沒收的舊衣物，在天津，就轉到估衣街去賣。小時候看見過估衣街賣估衣的情景，真有好東西，那時候就想，這樣好的東西怎麼拿到這裏來賣呢?原來都是“死”在當鋪裏的衣服。所以，開當鋪實在是一樁發財的生意，山西人在天津開當鋪，沒幾年時間發了財，絕對是合乎情理的事。
自然，天下什麼能人都有，也有“吃”當鋪的。鄧友梅先生的小說《尋找畫兒韓》，寫的就是天津一位“吃”當鋪的高手。一個人將一幅假畫拿到當鋪質押了一個好價錢，當鋪發現上了當，請出高人研究對策，高人出招，再弄出一幅假畫，當眾燒掉，引得那個當假畫的人來贖畫，這樣放出去的錢，就找回來了。
果然這一招真靈，開當鋪的請來各界賢達，告訴大家自己上了一個大當，一幅假畫，當真畫當了個大價錢，一怒之下，當眾把假畫燒了。果然沒過幾天，當畫的人贖畫來了，拿出一大筆錢，要他那幅畫，他以為當鋪燒了他的畫，這次要索賠一大筆錢了。
沒想到，當鋪立即取出假畫。爺，您那幅畫在這兒了，快贖走吧。
如此，當鋪掌櫃把錢收回來，沒讓當假畫的人占去便宜。
天下萬物，一物“降”一物，能人上麵有能人，誰也別想把人耍。
如今年齡在七十歲以下的人，是沒有看見過舊時天津妓院的。
新中國成立前，我在中學讀書，每天下午放學，家裏本來給了乘電車的零錢，但為節省車錢看電影，許多時候就步行回家。
從學校回家，走大馬路，路遠。跟著熟路的同學一起走，最近的路，要通過一條窄胡同，地名叫趙家窯，天津有名的妓院。
趙家窯那條窄胡同，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胡同窄到隻能對麵走兩個人，一個一個門洞外麵，倚門站立的妓女，人站在門檻上，胳膊伸出來，手搭在對麵牆上，故意攔阻過路的男人，當然，看見學生模樣的少年，她們胳膊一揚，就讓學生們過去了，有同學淘氣，衝妓女扮鬼臉，妓女就罵“倒黴孩子”，往淘氣孩子背後吐瓜子皮兒。
天津南市垂楊村是下等妓院區
20世紀30年代，北平中央公園裏的日本妓女
學生們穿過趙家窯的時候，正是嫖客開始湧現的時候。妓女們都站出來，每人手裏捧一把瓜子，每人嘴裏叼一支煙，不停地說：“進來坐會兒，進來坐會兒。”我真看見過一個妓女伸手抓過去一個男人的帽子，那個光頭男人向妓女要帽子，妓女不給，兩個人對罵。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光頭男子一定是嫖客，否則妓女也不敢抓他的帽子。
在我的印象中，趙家窯的妓女個個奇醜無比，也沒有什麼時髦衣服，絕對不像後來電影中表演的那樣，個個花容月貌，穿得花枝招展。真那樣，早把嫖客嚇跑了。要知道來趙家窯的嫖客，都是底層社會成員，後來在工廠改造，遇到過昔日的嫖客，他們對我說，當年他們逛妓院，也是窮得很，賣一天苦力，算下工錢，逛一趟妓院，老婆孩子就不管了，若不，怎麼就是倒黴蛋呢！
逛妓院，並不一定過夜，天津人叫打茶圍。幾個不規矩的男人，下工後聚在一起，到妓院來“找樂兒”，就是消磨時間；去戲院看戲，票價太貴，又沒有別的正常娛樂，於是就打茶圍來了。每人也就是花幾角錢，妓女唱一段，幾個男人起起哄，從妓女們那兒找點兒便宜，樂一陣子，回家。
比趙家窯高檔一點兒的妓院，侯家後。有人說那是因我們侯家大院得名的地方，其實和侯家大院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我們家老院也不會建在那樣的地方。但就是侯家後，也算不得是什麼高級紅燈區，隻是有個院子，妓院裏也幹淨，嫖客多是生意人。生意人去妓院，有時候就是一種公關行為，那時候沒有茶社，沒有咖啡屋，生意人接觸，也得有個地方，最恰當的地方也許就是妓院了，自然不能是趙家窯那樣的下等妓院，侯家後一類的中等妓院為商人們提供了接觸的場合。
三條石大街，在河北關外，是天津舊時機器作坊的集中地。在三條石大街耍手藝的技術工人，多是河北省一帶來天津做學徒的農民，這些手藝人在三條石大街工作，出師之後，也有一定工薪。正是這樣的環境，三條石大街附近出現了一個下等妓院林立的“落馬湖”。在舊時天津，落馬湖臭名昭著，嫖客多是三條石大街裏的手藝人。落馬湖成了三條石大街的一個組成部分。
落馬湖妓院，是最低檔次的妓院。後來我在工廠勞動，據三條石大街出身的老工人說，落馬湖妓院檔次極低，那時機器廠用香油做加工潤滑劑，嫖客偷工廠的潤滑劑，晚上提著一瓶香油，就可以在落馬湖銷魂一夜。
天津沒有舊時北京八大胡同那樣的高級妓院，天津妓院都像曹禺先生話劇《日出》中翠喜、小東西待的那類妓院。妓女備受精神與肉體折磨，被折磨致死，也是司空見慣的事。
妓院是舊時天津的一大素疽，清末文人張煮在其《津門雜記》一書中曾有記載：
天津女閭，自稱曰店。北門外侯家後一帶，為妓館叢集之處，其龜鴇曰掌櫃，假母曰領家，領家住處曰良房，指引桃源之人，曰跑洋河者。稍佳之處，曰大地方；次者曰小地方，價亦稍遜，人地多半不潔，春風幾度，最易染毒。
新中國成立，很快就開始城市改造，城市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取締妓院，妓女們翻身得到安置。我少時參加過天津妓女的控訴大會，會上許多妓女的血淚控訴，讓人們認識了舊社會的萬惡本質。一些作惡多端的妓院老板也受到了應得的處罰，從此天津社會秩序健康發展，受壓迫女性得到解放，過上了正常生活。
1943年偽天津市政府警察局頒發的《妓女許可執照》
日偽時期天津的妓院窯主從業執照
民國時期娼妓合法化，妓女從業時都要向警察局申請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