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中國史學自司馬遷作《史記》、班固著《漢書》之後，紀傳體通史、斷代史著作層出不窮。到了唐初，又先後完成了北周和隋梁陳齊《五代史》及南、北史，重修了《晉書》，使史苑出現了新的繁榮。這就是說，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書是這個時期撰寫的。唐初的統治者之所以重視史學，是因為人們認識到了史學的重要性。
武則天通文史，知道“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對史學的重要性也有足夠的認識。早在輔佐高宗的日子裏，就特別注意曆史研究。在她所主持修纂的千餘卷書籍中，《列女傳》、《孝女傳》、《古今內範》等等，都屬於史書。臨朝稱製後，她加強了圖書管理。文明元年十月敕：“兩京四庫書，每年正月，據舊書聞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攝官替代之日，據數交領，如有欠少，即征後人。”
登基稱帝之後，武則天依然重視修史。當時史館體製與貞觀時期基本相同。由於前代史大都完成，所以武則天首先組織文人學士，修成多達100卷的《高宗實錄》。此後，又著手撰修《唐史》。長安三年正月令特進武三思、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剛，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人修唐史，“采四方之誌，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以貽勸誡”。可惜事未竟而則天崩。但《長安四年十道圖》已經完工。
當時的私家撰述十分豐富。據《舊唐書·經籍誌》和《新唐書·藝文誌》記載，僅王方慶一人所著，就有《文貞公故事》1卷、《南宮故事》12卷、《宮卿舊事》1卷、《尚書考功簿》5卷、《尚書考功狀續簿》10卷、《尚書科配簿》5卷、《五省遷除》30卷、《友悌錄》15卷、《王氏尚書傳》5卷、《王氏列傳》15卷、《王氏訓誡》5卷、《魏文貞故事》10卷、《王氏女記》10卷、《王氏王嬪傳》5卷、《續鮅記》5卷、《三品官礻付廟禮》2卷、《王氏家牒》5卷、《家譜》20卷，《王氏著錄》10卷、《九萯山誌》10卷。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當時已經開始撰寫第一部專記軍國機密大事的《時政記》和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史通》。
史載，長壽二年(693)，姚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始也”。《時政記》的編修，對於保存第一手資料和曆史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史通》完成於唐中宗景龍四年(710)，但此書的準備則在武周時期。作者劉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史館豐富的曆史典籍，並對這些典籍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開始著手撰寫《史通》。《史通》凡20卷，分為內篇、外篇。內篇論述史家的治史態度、經驗教訓和史書的源流、體製、編撰方法等等；外篇論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和史書的得失優劣等等。劉知幾指出：“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應“不虛美，不隱惡”；曆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不能盲目崇古，輕信鬼神；史評應“考茲勝負，互為得失”；史書應“文約而事豐”。這些見解都是極為深刻的，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因而《史通》具有很高的價值，被譽為我國第一部係統的史學評論專著。此外，當時還出現了一部巨大的類書——《三教珠英》。
史學中國史學自司馬遷作《史記》、班固著《漢書》之後，紀傳體通史、斷代史著作層出不窮。到了唐初，又先後完成了北周和隋梁陳齊《五代史》及南、北史，重修了《晉書》，使史苑出現了新的繁榮。這就是說，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書是這個時期撰寫的。唐初的統治者之所以重視史學，是因為人們認識到了史學的重要性。
武則天通文史，知道“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對史學的重要性也有足夠的認識。早在輔佐高宗的日子裏，就特別注意曆史研究。在她所主持修纂的千餘卷書籍中，《列女傳》、《孝女傳》、《古今內範》等等，都屬於史書。臨朝稱製後，她加強了圖書管理。文明元年十月敕：“兩京四庫書，每年正月，據舊書聞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攝官替代之日，據數交領，如有欠少，即征後人。”
登基稱帝之後，武則天依然重視修史。當時史館體製與貞觀時期基本相同。由於前代史大都完成，所以武則天首先組織文人學士，修成多達100卷的《高宗實錄》。此後，又著手撰修《唐史》。長安三年正月令特進武三思、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剛，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人修唐史，“采四方之誌，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以貽勸誡”。可惜事未竟而則天崩。但《長安四年十道圖》已經完工。
當時的私家撰述十分豐富。據《舊唐書·經籍誌》和《新唐書·藝文誌》記載，僅王方慶一人所著，就有《文貞公故事》1卷、《南宮故事》12卷、《宮卿舊事》1卷、《尚書考功簿》5卷、《尚書考功狀續簿》10卷、《尚書科配簿》5卷、《五省遷除》30卷、《友悌錄》15卷、《王氏尚書傳》5卷、《王氏列傳》15卷、《王氏訓誡》5卷、《魏文貞故事》10卷、《王氏女記》10卷、《王氏王嬪傳》5卷、《續鮅記》5卷、《三品官礻付廟禮》2卷、《王氏家牒》5卷、《家譜》20卷，《王氏著錄》10卷、《九萯山誌》10卷。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當時已經開始撰寫第一部專記軍國機密大事的《時政記》和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史通》。
史載，長壽二年(693)，姚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始也”。《時政記》的編修，對於保存第一手資料和曆史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史通》完成於唐中宗景龍四年(710)，但此書的準備則在武周時期。作者劉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史館豐富的曆史典籍，並對這些典籍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開始著手撰寫《史通》。《史通》凡20卷，分為內篇、外篇。內篇論述史家的治史態度、經驗教訓和史書的源流、體製、編撰方法等等；外篇論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和史書的得失優劣等等。劉知幾指出：“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應“不虛美，不隱惡”；曆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不能盲目崇古，輕信鬼神；史評應“考茲勝負，互為得失”；史書應“文約而事豐”。這些見解都是極為深刻的，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因而《史通》具有很高的價值，被譽為我國第一部係統的史學評論專著。此外，當時還出現了一部巨大的類書——《三教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