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的曾國藩，剛剛從農村老家到北京，從接觸單純的農家人到接觸自以為是的朝廷命官和貴族富豪，曾國藩更為深刻地知道了民間的疾苦、人民生活的艱難。
對改變現狀無能為力卻極富同情心的他，隻能用饋贈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底層人民的同情。
曾國藩的窮親戚有很多，雖然收入微薄，但他還是盡可能地幫他們。比如有一次領了為官以來最多的一千兩銀子時，他全部寄回了家，而且在信中囑咐父親，留六百兩家用，其餘四百兩饋贈貧窮的親戚們。
試想，有幾個人能做到這一點，能夠主動幫助窮親戚的？現在很多人一聽到窮親戚就要繞道而行，生怕問自己借錢，但他卻主動拿出錢來。從這一點就能看出他對窮人的同情以及他不忘本的本性。
對於曾國藩來說，幫助那些窮親戚渡過難關是他的一種責任。這種強烈的責任心和同情心也是他“民本”思想的表現。
除此而外，他還置義田、設義倉來拯救家鄉的貧民。
曾國藩有次寫家信給弟弟說：“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亙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即思為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為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廿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為京為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為學政，或為督撫……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為義田之用。”
雖然這樣的做法因為借出易、收回難，沒能行得通，但卻也能從中看出他的憂民思想。同時，他還經常通過寫詩和上疏的方式，關心民間疾苦。
在北京做官期間，曾國藩曾寫過一首叫《裏胥》的詩，詩裏表現的就是征兵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當然，曾國藩並不僅僅是用文字來表現，在他體察到民間疾苦後，他還向皇上上疏，甚至提出了“官逼民反”的說法，隨即又向皇上上疏，提出了“平銀價疏”的做法，並提出六條措施，主要是建議貴錢賤銀，以平銀價來解民困。
然而，麵對百姓的苦難，曾國藩卻愛莫能助，因為他的很多奏疏都不被皇上采用。那時候的他，空有一番拯救黎民於水火卻不得實現的抱負。
中年團練帶兵時期
曾國藩自從開始辦團練，便有近二十年是在練兵、帶兵中度過的。在這一時期，“民本思想”和“愛民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他心裏。這可從他的那首《愛民歌》中看出：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
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生。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莫拆民家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
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
莫進城市進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
那時候的曾國藩，剛剛從農村老家到北京，從接觸單純的農家人到接觸自以為是的朝廷命官和貴族富豪，曾國藩更為深刻地知道了民間的疾苦、人民生活的艱難。
對改變現狀無能為力卻極富同情心的他，隻能用饋贈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底層人民的同情。
曾國藩的窮親戚有很多，雖然收入微薄，但他還是盡可能地幫他們。比如有一次領了為官以來最多的一千兩銀子時，他全部寄回了家，而且在信中囑咐父親，留六百兩家用，其餘四百兩饋贈貧窮的親戚們。
試想，有幾個人能做到這一點，能夠主動幫助窮親戚的？現在很多人一聽到窮親戚就要繞道而行，生怕問自己借錢，但他卻主動拿出錢來。從這一點就能看出他對窮人的同情以及他不忘本的本性。
對於曾國藩來說，幫助那些窮親戚渡過難關是他的一種責任。這種強烈的責任心和同情心也是他“民本”思想的表現。
除此而外，他還置義田、設義倉來拯救家鄉的貧民。
曾國藩有次寫家信給弟弟說：“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亙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即思為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為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廿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為京為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為學政，或為督撫……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為義田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