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樣的做法因為借出易、收回難，沒能行得通，但卻也能從中看出他的憂民思想。同時，他還經常通過寫詩和上疏的方式，關心民間疾苦。
在北京做官期間，曾國藩曾寫過一首叫《裏胥》的詩，詩裏表現的就是征兵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當然，曾國藩並不僅僅是用文字來表現，在他體察到民間疾苦後，他還向皇上上疏，甚至提出了“官逼民反”的說法，隨即又向皇上上疏，提出了“平銀價疏”的做法，並提出六條措施，主要是建議貴錢賤銀，以平銀價來解民困。
然而，麵對百姓的苦難，曾國藩卻愛莫能助，因為他的很多奏疏都不被皇上采用。那時候的他，空有一番拯救黎民於水火卻不得實現的抱負。
中年團練帶兵時期
曾國藩自從開始辦團練，便有近二十年是在練兵、帶兵中度過的。在這一時期，“民本思想”和“愛民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他心裏。這可從他的那首《愛民歌》中看出：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
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生。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
莫拆民家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
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
莫進城市進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
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
第三號令要聲明，兵勇不許亂出營，
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
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
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
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
曾國藩寫《愛民歌》時，正值湘軍與太平軍激戰甚酣，寫《愛民歌》除了真正有著“愛民”思想外，還有著教育和約束湘軍官兵、加強紀律性的雙重作用。
曾國藩治軍治學思想在舊時代有較大影響。毛澤東曾表示：“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在延安，毛澤東還向一些幹部提議閱讀《曾文正公家書》。後來有專家考證：毛澤東創作供紅軍使用、後來唱遍全國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曾受過曾國藩《愛民歌》的影響。
晚年洋務運動時期
一直具有“同治中興”誌向的曾國藩，一直到晚年，還是沒有看到他期盼的“中興”局麵出現。同時，吏治腐敗，災患連連，真正到了百業蕭條、赤地千裏的困境。看到饑民越來越多，為了吃飽肚子而蠢蠢欲動想要造反，曾國藩越發焦躁難安。
他時刻想著“民本思想”，時刻想著“愛民”，因為他深深明白“官逼民反”這句話的含義。但卻又無能為力，清廷像是氣數已盡，隻剩下苟延殘喘了。
同時，民眾所受的罪還不僅是天災，不僅是清政府造成的，還有外強的介入。西方列強利用通商條約來大肆掠奪中國資產。麵對這些涉及國計民生的大是大非，曾國藩也曾試圖與列強抗爭，為“小民生計”著想，但麵對清政府的懦弱和列強的霸道強硬，他總不能如願，不過這也磨滅不了他的民本愛民思想。比如他在給皇上的奏章中寫道：“自華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還說出了不能“因曲徇和議而不顧內地生民之困”的話來。
而從曾國藩的“我以救民生而動兵”的話裏，我們也能看出他的氣憤和痛苦，他曾想著為民而戰，但一想到衰敗得根本經不起一絲風浪的清王朝，他唯有歎息，在既貧又弱的晚清，曾國藩的“愛民思想”也隻能成為空談。
好在曾國藩的愛民思想對部下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在湘軍建立初期，曾國藩的“愛民思想”感染了部下，部下的“愛民思想”又讓百姓對他們多了份信任和支持，所以深得百姓的心。百姓都覺得他們和綠營的跋扈不一樣，甚至知道他們要來時，還有過“百姓焚香於辮頂，跪岸上歡迎，呼各勇為青天大人”的場麵。
湘軍在攻克了吉安後，也向老百姓分發耕牛和財物，甚至還“出隊以護百姓收獲”，幫助百姓搶收莊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