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前後的美國校園，中國留學生主要來自香港和台灣，大陸因為尚未開放，鮮有留學生赴美，總計人數近萬人。
當時，港台留學生對於台灣當局普遍持有兩種態度：激烈的反對和相對平和的改良，由這兩種態度而派生的對於中國大陸的情感，也既有向往，亦有疏離。
因為釣魚島的歸屬關係中華民族的榮辱，留美學生中的不同政治立場得以共歸愛國主義的大旗之下。
1971年1月29日，北加州金山灣區９所高校的500名留學生在伯克利分校的呼籲下，自發集結在舊金山市，掀起了“保釣”遊行示威活動。時間定在１月29日，暗合當年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
香港理工大學劉佩瓊教授至今還記得，當天陽光明媚，她和加州州立大學的同學們天沒亮就坐著兩輛大巴趕至舊金山。遊行隊伍從聖瑪麗廣場出發，沿路經“台北派駐舊金山總領事館”以及日本領事館，並向當時的“總領事”周彤華遞交了呼籲台灣當局捍衛領土主權的請願書。
丘成桐則對筆者說，他在遊行中親眼目睹身邊的朋友被不明分子襲擊，“眼鏡都被打破了”。事後他才知道，幾乎在同一天，紐約市、芝加哥、西雅圖和洛杉磯均發生了類似的留美學生“保釣”遊行。
“保釣”的浪潮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激蕩著美國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但“一二?九”遊行之後，台灣當局並沒有及時作出積極回應，台灣當局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曖昧態度和軟弱舉措，再度催生了更大規模的華盛頓“四?一０”大遊行。
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是屬於中國留學生的世界。華府憲法大道與二十三街的廣場上，來自全美30餘所高校，17個地區的近4000名留學生、華僑齊聚於此。“保釣”運動達至高潮。
張信剛為了參加這場遊行，丟下待產的妻子和尚在繈褓中的女兒，連夜開車，從布法羅奔赴華盛頓。更多的留學生從羅德島，從密歇根，不惜十幾個小時的夜車趕至，甚至加拿大“全加中國同學聯會”亦風塵仆仆趕到。
遊行隊伍浩浩蕩蕩，高唱《畢業歌》、《黃河大合唱》。威斯康辛大學學生甚至自創了“釣魚島戰歌”，留學生滿含熱淚，振臂呐喊“中國，站起來，起來！”
時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的錢致榕在日本使館前登高一呼，慷慨陳辭，以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曆史典故痛斥拱手交讓釣魚島為漢奸賣國之行為，場下掌聲雷動，34年後，每憶及此，錢教授澎湃依舊。
曆經半年的激情之後，“保釣”意識雖然在留學生心中擴散，但“保釣”行動卻沒有造成任何現實上的改變，台灣當局鮮有動作。留學生們越發意識到，釣魚島問題的徹底解決必須仰仗於中國的真正強大，而兩岸分裂的狀況讓他們更為深入地關注到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保釣”運動開始從最直接的釣魚島問題延伸至兩岸統一的討論上。
“四?一０”遊行結束不久，1971年的秋天，博士畢業的丘成桐去了普林斯頓大學工作，他又積極參與了該校的國是討論會，“每星期一次，我幾乎都去，算是比較積極的一位。”他不喜歡發言，總是在一旁傾聽，“知道了許多關於新中國、兩岸關係的事情”，“兩岸統一”成了經常聞及的詞彙。
1971年9月安娜堡國是討論會在密歇根大學召開，全美高校的100餘名“保釣”精英齊聚一堂，就“保釣”行動的發展方向出謀劃策，議題漸漸從單純的愛國保土集中於促進兩岸統一之上，這成為“保釣”運動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