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她孤兒寡母的照顧一家人就夠苦的，小兒子的離去，整個地把當母親的心都給揪去了。
那會兒，每到吃飯的時候，母親便要給弟弟留出一個位置，放一個碗，一雙筷子，跟我的孩子說，“這是你們小叔叔的位置，他一定會活著回來的。”我的幾個孩子從小就知道奶奶最牽掛的是那個到台灣的小叔叔，從小他們就盼著小叔叔早點回來，那樣奶奶的眼睛就會好了。
母親去世的時候是個冬天，她是帶著傷心、內疚、自責的歉意，更是滿懷著對小兒子的思念之情離開人世的。那是1962年，正是生活困難的時候，母親也是60多歲的老人了，每天她把家裏的那點吃的都留給小的和老的，她自己隻喝點菜葉熬的粥。有一次正刮著北風，天寒地凍，我母親卻趴在沙灘上哭著喊著：“中三啊，中三，我的兒，你為什麼還不來個信呀，你不知道娘等不到你回來了嗎？
那一天，母親凍病了，從此就有起來過，她是叫著我弟弟的名字走的，直到死她都在責備自己，當時怎麼就讓那麼小的孩子去當兵呢？我知道這根本不是母親的責任，是當時的社會造成的，母親也是沒有法子啊。
母親去世後不久，我的奶奶也走了，老人家苦苦掙紮著活到71歲，也沒等回那個她最喜歡的小孫子。
1972年的秋天，我們家終於收到了一封從新加坡捎來的信，當時那封信是寄給我母親的，可因為母親早已去世，捎信的人把信給了我的一個嬸嬸。看了信我們才知道，弟弟還活著，家居台北，娶了一個台灣本地的女子做媳婦，已經有了三個女兒。
接到弟弟的信，我們全家驚喜不已，隻可惜母親已經去世，不然的話，母親聽到弟弟的消息該有多高興啊。激動不已的我馬上到奶奶、父親和母親的墳前燒了香，告訴他們弟弟還活著，讓他們在九泉之下瞑目吧。從接到弟弟的信兒那一刻起，我心上的那塊石頭算是被掀去了，可是我不知道弟弟過得怎麼樣，作為他唯一的大哥，我當然關心他生活的寬裕不寬裕，媳婦和孩子待他怎麼樣？從那時起我就在盼他回家，盼他在我們都老了的時候再見上一麵，畢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可10年過去，我就一直沒有收到弟弟的來信。直到1982年，我才又收到弟弟托人捎來的信兒。那封信是從日本轉過來的，聽說是一個外輪公司的船員從台灣帶到香港，再從香港帶到日本，才轉到我的手中。當時我們也沒法兒給弟弟捎信兒，隻好等著盼著，心想隻要他活著，他就忘不了這個家，他就會回家來看看。
就這樣一直到了1988年，村上的人回來的多了，我想也許弟弟也會回來。有時候夜裏睡不著，我就跑到海邊的礁石上坐著抽煙，遠處船上的燈光一晃眼，我就想，這要是我弟弟坐的那艘船回來了該多好！那時我已經是62歲，正好是我母親去世的年紀。人也真奇怪，不知不覺中我也變得像母親一樣，沒事就愛往海邊跑，好像就這麼站著，看著，弟弟就能夠給盼回來似的。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兒子也已人到中年了，他常到海邊找我，不過他從來不勸我回家。兒子最懂我的心，他知道勸也沒用，所以有空就陪我在海邊呆著，遞給我一支煙讓我抽著，我們爺倆就這麼默默地站在海邊，直到累得再也站不住了，才又相扶著回家。
本來她孤兒寡母的照顧一家人就夠苦的，小兒子的離去，整個地把當母親的心都給揪去了。
那會兒，每到吃飯的時候，母親便要給弟弟留出一個位置，放一個碗，一雙筷子，跟我的孩子說，“這是你們小叔叔的位置，他一定會活著回來的。”我的幾個孩子從小就知道奶奶最牽掛的是那個到台灣的小叔叔，從小他們就盼著小叔叔早點回來，那樣奶奶的眼睛就會好了。
母親去世的時候是個冬天，她是帶著傷心、內疚、自責的歉意，更是滿懷著對小兒子的思念之情離開人世的。那是1962年，正是生活困難的時候，母親也是60多歲的老人了，每天她把家裏的那點吃的都留給小的和老的，她自己隻喝點菜葉熬的粥。有一次正刮著北風，天寒地凍，我母親卻趴在沙灘上哭著喊著：“中三啊，中三，我的兒，你為什麼還不來個信呀，你不知道娘等不到你回來了嗎？
那一天，母親凍病了，從此就有起來過，她是叫著我弟弟的名字走的，直到死她都在責備自己，當時怎麼就讓那麼小的孩子去當兵呢？我知道這根本不是母親的責任，是當時的社會造成的，母親也是沒有法子啊。
母親去世後不久，我的奶奶也走了，老人家苦苦掙紮著活到71歲，也沒等回那個她最喜歡的小孫子。
1972年的秋天，我們家終於收到了一封從新加坡捎來的信，當時那封信是寄給我母親的，可因為母親早已去世，捎信的人把信給了我的一個嬸嬸。看了信我們才知道，弟弟還活著，家居台北，娶了一個台灣本地的女子做媳婦，已經有了三個女兒。
接到弟弟的信，我們全家驚喜不已，隻可惜母親已經去世，不然的話，母親聽到弟弟的消息該有多高興啊。激動不已的我馬上到奶奶、父親和母親的墳前燒了香，告訴他們弟弟還活著，讓他們在九泉之下瞑目吧。從接到弟弟的信兒那一刻起，我心上的那塊石頭算是被掀去了，可是我不知道弟弟過得怎麼樣，作為他唯一的大哥，我當然關心他生活的寬裕不寬裕，媳婦和孩子待他怎麼樣？從那時起我就在盼他回家，盼他在我們都老了的時候再見上一麵，畢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可10年過去，我就一直沒有收到弟弟的來信。直到1982年，我才又收到弟弟托人捎來的信兒。那封信是從日本轉過來的，聽說是一個外輪公司的船員從台灣帶到香港，再從香港帶到日本，才轉到我的手中。當時我們也沒法兒給弟弟捎信兒，隻好等著盼著，心想隻要他活著，他就忘不了這個家，他就會回家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