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安慰劑並不能保證病人穩定的反應，它還受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疾病的性質、病人的心理狀態和自我評價、醫生的言行、醫療環境的氣氛等。由此，安慰劑效應有時明顯，有時不明顯，有時則根本沒有效果。
病人對早日康複的期望，導致了他們的心理變化。硬幣是有兩麵的，在安慰劑起作用的同時，也要警惕另一麵——反安慰劑效應。安慰劑效應通過安慰劑的心理暗示，使得病人的痛苦得到緩解，而反安慰劑恰好相反，它會使病人的病情惡化，甚至出現更糟糕的結果。反安慰劑的效果並非藥物引起的，而是來自病人心理上的變化，尤其是病人心理上對康複的期望。
比如，手術後的疼痛會讓病人變得焦慮、煩躁，如果病人的情緒反應非常強烈，感受到的疼痛也會更加強烈，這時往往需要更大劑量的止痛藥才能達到與心態平和者同樣的止痛效果。帕金森病人在得知腦起搏器被關掉後，症狀會更加明顯，即使腦起搏器並沒有被關掉;這種情況也出現在乳糖不耐症病人身上，當他們被要求攝取乳糖後，大多數人會出現腹痛的情況，即使醫生給他們的是葡萄糖。
在化療實驗中，實驗組的病人被告知，化療的藥物毒性很強，病人就會出現嚴重的副作用，如脫發、皮膚幹燥等;對照組的病人被告知使用的隻是普通藥物，副作用很小，結果，對照組病人的反應則不那麼明顯。
為即將分娩的孕婦注射麻醉藥物時，醫生的話會直接影響孕婦的痛感。如果告知孕婦，局部的皮膚麻醉會幫你減輕腰穿時的疼痛感，孕婦對接下來的疼痛反應相對平和;如果告知，接下來你將感受到強烈的疼痛。相應地，孕婦一定會感受到強烈的痛感。
臨床經驗告訴我們，反安慰劑效應確實存在，並且作用強大，隻可惜，鑒於醫學倫理，反安慰劑效應無法通過廣泛的實驗加以證實。實際上，當病人在閱讀藥物說明書時，反安慰劑效應已經出現。說明書上會將藥物可能出現的副作用一一列舉，讀過關於副作用的介紹後，病人會特別關注類似症狀是否會在自己身上出現。
當藥廠改變藥物的大小和顏色，人們會更加懷疑藥物的副作用和安全性，即使藥物本身沒有任何改變，不良反應的報告還是會突然增長。實驗證明，紅色藥片比白色或透明藥片給人更加不安全的信號。
安慰劑效應和反安慰劑效應有一個共同的心理背景：期望。病人期望身體盡快康複，健康的人期望永遠遠離疾病。這一點，從人們對養生類藥物的癡迷可見一斑。但凡去過醫院的人都會發現，醫院附近必然配有藥店，而養生藥物和藥店的配套，就像藥店和醫院的配套一樣。
雖然生產人參、鹿茸、阿膠的廠商沒有像腦白金的廠商那樣，逢年過節給觀眾來一陣廣告轟炸，人們卻對它們的神奇功效——補血、止血、安神、抗疲勞、抗癌等效果始終深信不疑，想必不久以後，人們還會發現它的淨化肺髒、抗霧霾的功效。類似的一些保健品，甚至一些被看作滋補上品的藥物、食物，起重要作用的也是安慰劑效應。
然而，反安慰劑效應卻讓醫生在倫理上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一方麵，醫生有責任告知病人所用藥物可能引發的所有副作用;另一方麵，全盤告知會嚇到病人，引發其心理上的不良反應，出現反安慰劑效應，加重病人的病情，影響治療效果。
在拷問醫生的醫術是否精湛之前，還要麵對另一個問題：醫生會不會說話?即醫生能否使用恰當的語言，處理好病人的負麵情緒。在病人服用任何可能減輕其痛苦的藥物之前，若是不能有效處理病人的負麵情緒，即使是真正有效的藥物，也會徒勞無功，更不用期待安慰劑效應了。
合適的語言，既能委婉地告知病人用藥可能引發的反應，又能降低反安慰劑效應。舉個例子，如果醫生對病人說：“最好不要劇烈運動，否則你會癱瘓的。”病人會產生強烈的恐懼感，反之，如果醫生說：“多休息，少運動，這樣你會康複得很快。”病人則會滿心期待康複之日。對醫生來說，合適的語言表達是非常重要的技巧，運用得當，既能避免反安慰劑效應，還能加強安慰劑效應。
當然，安慰劑並不能保證病人穩定的反應，它還受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疾病的性質、病人的心理狀態和自我評價、醫生的言行、醫療環境的氣氛等。由此，安慰劑效應有時明顯，有時不明顯，有時則根本沒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