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鵬說，1969年1月，我到“中辦五七幹校”去勞動改造。1973年8月，我重新回到中央統戰部，參加中央統戰部的三人領導小組，負責中央統戰部的業務工作。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周恩來在緊張地進行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時，就在考慮特赦釋放在押戰犯問題。1974年12月12日，周恩來批示公安部開列全部在押戰犯名單，以便在四屆人大後特赦釋放。同時又通知中央統戰部、中央調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中央統戰部決定我參加此項工作。
1975年2月，在周恩來主持的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討論了公安部上報的在押戰犯293人名單。周恩來說，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從1959年12月到1966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決定特赦戰犯6批，共296人，在國內外，特別是在台灣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為了進一步體現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已改惡從善的戰犯的寬大政策，全部特赦釋放在押戰犯，對於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和促進祖國統一，都有重要意義。經過討論，大家對此一致同意。會後，周恩來即將在押戰犯名單和國務院全體會議的意見報毛主席、黨中央，得到批準後，即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
在清理在押戰犯時，發現其中有原國民黨中將軍長趙自立等25人本屬不該關押的起義投誠人員，經報中央批準後，先將他們釋放，落實政策。
同年3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第二次常委會議，由朱德委員長主持，討論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向人大常委會提出的對全部在押戰犯實行特赦釋放的建議。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華國鋒在會上作了說明。經過熱烈討論，會議一致同意這個建議，並作出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並予以公民權。”
會後第二天，新華社正式公布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第三天，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釋放戰犯名單，發放特赦釋放通知書。這是第七批特赦釋放戰犯（“文革”前已特赦釋放過6批）。至此，在押戰犯全部處理完畢。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對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每人都給予公民權。周恩來指定由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負責，召集公安部、中央統戰部、中央調查部、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總政聯絡部、新華社等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處理方案。並由這些部門派人組織臨時辦公室，負責具體工作。童小鵬說，我和中央統戰部黨派局副局長焦奇、幹部局副局長劉小萍參加了“辦公室”工作。
3月23日，中央統戰部特請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華國鋒、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全國政協副主席沈雁冰接見並宴請了全部特赦人員。葉劍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祝賀特赦人員光榮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希望他們珍惜自已的晚年，繼續努力學習，為人民做一些好事。葉劍英的講話使特赦人員深受感動。
王秉鉞、陳士章、蔡省三等10名特赦人員要求去台灣與親人團聚，當即得到批準，並負責把他們送到香港。而台灣當局害怕他們去台後會講真話，露了他們的老底。於是就誣蔑他們是“間諜”、“統戰工具”，不準他們赴台。他們在香港等待數月後，除在香港或美國有親屬的留港或去美投親者外，其餘的又回來了，我們都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和生活。其中有一個叫張鐵石的，因台灣當局不讓他與台灣家屬團聚，被迫自殺於香港富都酒店。
特赦釋放了全部在押戰犯後，周恩來又指示要對各地監獄中在押的其他國民黨軍政人員作一次調查清理。毛澤東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先後批示，對所有在押國民黨軍、政、警、憲、特人員一律釋放，安排就業。同年9月22日，在押的95名台灣當局派遣的武裝特務和49名武裝特務船船員，全部寬大釋放。至此，從1962年10月至1965年9月間抓獲的美蔣武裝特務及武裝特務船船員和國民黨軍政人員全部獲釋，並安排了適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