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籌備四屆人大的組織工作中,王洪文也曾召集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的軍代表研究參加四屆人大的愛國人士、民主黨派代表名單。由於他們極“左”的思想沒有轉變,大多數的愛國人士、民主黨派代表都還沒有“解放”,有的關在監獄,有的去“幹校”勞動。所以王洪文他們排來排去,可以參加人大的隻有十幾個科學家一類的人。在極“左”思想影響下,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參加活動的愛國人士名單也都寥寥無幾,周恩來看了很不滿意,退回到各有關部門再議。
10月11日,中共中央為召開四屆人大發出《通知》,《通知》轉述了毛澤東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８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又傳達了毛澤東“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10月中旬,中央通知葉劍英、鄧穎超出麵,同在京的黨外人士協商四屆人大的愛國人士的人選問題。周恩來也指示中央統戰部要派領導幹部參加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推薦黨外人士參加。劉友法不了解民主人士情況，由童小鵬和李金德參加。
周恩來清楚地看到:四屆人大整個籌備工作的關鍵在於班子配置、幹部安排。“四人幫”也十分清楚這個問題,他們頻頻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發難；鄧小平一複出,“四人幫”攻擊的目標又增加了鄧小平一個。周恩來對“四人幫”的陰謀早有警覺.他抱著重病支撐工作，並花很大一部分精力去處理“四人幫”製造的許多麻煩,盡可能地穩定政局,盡快讓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衝擊或“靠邊站”的、久經考驗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不讓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落到“四人幫”一夥人手裏。
對於老一代的領導人,周恩來在取得毛澤東的同意、支持下,積極安排鄧小平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親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的任職通知。同時指示有關部門給“文革”中大批受迫害的當時還在“審查”的黨政軍高級幹部落實政策。他想方設法讓老一輩領導人董必武、朱德、陳雲、鄧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等在公開場合露麵和見報,實際上等於為他們恢複名譽和擴大影響。1973年春季,他致信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幹部,由中央組織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提出方案名單和材料,報告政治局審查通過。得到毛澤東同意後,他抱病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將要“解放”的部隊的將軍和黨政高級幹部的審查結論。據當時列席政治局會議的總政一位同誌回憶: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點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四位同誌的審查結論。每次會議總是“四人幫”發難,尤以江青、張春橋為甚。這樣,會議往往到半夜還結束不了,經常要到次日淩晨3點才結束。許多老幹部和部隊的175位將軍,就是在周恩來和朱德,葉劍英等人的力爭之下,挫敗了江青一夥設置的種種障礙得到“解放”的。葉劍英在“過橋”短詩中寫道:“一匹複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騾赴前敵。”那個“前敵”便是陰謀在四屆人大奪取政治領導權力的“四人幫”了。
在籌備四屆人大的組織工作中,王洪文也曾召集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的軍代表研究參加四屆人大的愛國人士、民主黨派代表名單。由於他們極“左”的思想沒有轉變,大多數的愛國人士、民主黨派代表都還沒有“解放”,有的關在監獄,有的去“幹校”勞動。所以王洪文他們排來排去,可以參加人大的隻有十幾個科學家一類的人。在極“左”思想影響下,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參加活動的愛國人士名單也都寥寥無幾,周恩來看了很不滿意,退回到各有關部門再議。
10月11日,中共中央為召開四屆人大發出《通知》,《通知》轉述了毛澤東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８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又傳達了毛澤東“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10月中旬,中央通知葉劍英、鄧穎超出麵,同在京的黨外人士協商四屆人大的愛國人士的人選問題。周恩來也指示中央統戰部要派領導幹部參加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推薦黨外人士參加。劉友法不了解民主人士情況，由童小鵬和李金德參加。
周恩來清楚地看到:四屆人大整個籌備工作的關鍵在於班子配置、幹部安排。“四人幫”也十分清楚這個問題,他們頻頻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發難；鄧小平一複出,“四人幫”攻擊的目標又增加了鄧小平一個。周恩來對“四人幫”的陰謀早有警覺.他抱著重病支撐工作，並花很大一部分精力去處理“四人幫”製造的許多麻煩,盡可能地穩定政局,盡快讓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衝擊或“靠邊站”的、久經考驗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不讓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落到“四人幫”一夥人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