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老一代的領導人,周恩來在取得毛澤東的同意、支持下,積極安排鄧小平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親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的任職通知。同時指示有關部門給“文革”中大批受迫害的當時還在“審查”的黨政軍高級幹部落實政策。他想方設法讓老一輩領導人董必武、朱德、陳雲、鄧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等在公開場合露麵和見報,實際上等於為他們恢複名譽和擴大影響。1973年春季,他致信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幹部,由中央組織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提出方案名單和材料,報告政治局審查通過。得到毛澤東同意後,他抱病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將要“解放”的部隊的將軍和黨政高級幹部的審查結論。據當時列席政治局會議的總政一位同誌回憶: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點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四位同誌的審查結論。每次會議總是“四人幫”發難,尤以江青、張春橋為甚。這樣,會議往往到半夜還結束不了,經常要到次日淩晨3點才結束。許多老幹部和部隊的175位將軍,就是在周恩來和朱德,葉劍英等人的力爭之下,挫敗了江青一夥設置的種種障礙得到“解放”的。葉劍英在“過橋”短詩中寫道:“一匹複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騾赴前敵。”那個“前敵”便是陰謀在四屆人大奪取政治領導權力的“四人幫”了。
王洪文同中央統戰部軍代表擬議四屆人大統戰方麵的代表名單才排了十幾個人的事也報到中央了,毛澤東感到不滿意,告訴周恩來說,像侯寶林、榮毅仁就應該讓他們出來。周恩來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要統戰部提名。我們便在文化藝術界、工商界找出一些人來。但那時這些人不是還沒有“解放”就是還有“問題”未弄清,需要我們去調查清楚,並幫助他們落實政策。比如政協副主席沈雁冰(茅盾)是著名文學家,建國後曾任文化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文革”中卻以“反革命嫌疑”的罪名被拘捕入獄。童小鵬說：“在籌備四屆人大期間，我向有關負責人打聽過這事,總說不清楚。我當麵報告周恩來，他要我向公安部軍管組負責人調查,要他們迅速審查結案。”公安部認真一查,便發現是一起冤假錯案:有一個反革命分子與沈雁冰同名,“造反派”就以茅盾曆史上脫離過黨組織為由,把“反革命”的罪名栽到沈雁冰頭上,經過康生批準逮捕入獄。問題查清後,周恩來立即報中央批準予以釋放,讓其參加政治活動,《人民日報》見報後,算恢複了名譽。
周恩來通知各部門,要經過調查研究，陸續為受“文革”禍害而蒙冤、“靠邊”的上層愛國人士澄清問題,提出實事求是的審查結論。這些審查結論報周恩來審核,經毛澤東批準,終於從文化藝術界、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各方麵選出沈雁冰、夏衍、胡子昂、胡厥文、李燭塵等100多名代表,使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代表人數達到237名。這個數字比第三屆人大時黨外人士的代表名額還少100多名,但那時“四人幫”一夥還在台上,在“左”的思想還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能做到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了。可以說,這是為後來的恢複和落實統戰政策開了一個好頭。
四屆人大籌備過程中,在一次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看到童小鵬坐在會議廳的後排座位上,他特意點了童小鵬的名:“童小鵬,你老坐在後麵。怎麼不講話?” “剛才李金德講了,我沒什麼補充的。”童小鵬趕緊回答，“總理所以點我的名,是對我的鞭策和鼓勵,他很清楚我在中央統戰部工作過,情況比較熟悉,要我多動腦筋,大膽發表意見。”
“四人幫”利用籌備四屆人大的機會,加緊篡權活動,陰謀組閣奪權。10月18日,“四人幫”秘密派王洪文飛長沙向毛澤東誣告周恩來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王洪文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著找人談話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誌”；“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妄圖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實現由他們組閣的陰謀。毛澤東當即批評了王洪文,對王洪文說,你回去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誌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澤東指示唐聞生、王海容(兩人都是毛澤東的翻譯)回北京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毛澤東還指示唐聞生、王海容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叫他們不要在江青後麵批東西。又在江青的信上明確批示:“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當江青托人向毛澤東提出要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毛澤東立即尖銳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這說明,毛澤東晚年在這個問題上頭腦是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