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實際上，它是第二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的預備隊。“救國團”在台灣各縣市及大、中學校均分別設有團委會、黨支部、支部，並擁有幼獅通訊社、幼獅出版社、幼獅廣播電台等一套文化宣傳機構。“救國團”在台灣政治舞台上異常活躍，無事不過問，無事不插足，成為國民黨控製台灣青年的“最大最活躍的政治團體”。
在知識文化界，台灣當局規定有五項不可觸犯的禁令：
反攻無望論；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書籍和言論；任何報道中國大陸的進步實況；批評蔣介石和蔣經國的言論；統一中國的言論。如果誰觸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條，輕則書報和刊物被查禁，重則坐牢殺頭。
台灣當局的新聞檢查極為嚴格，由7個警察特工機關專門組成“宣傳會議”，對於任何報紙、雜誌、書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過問”。他們可以任意撤掉記者的稿件，裁撤“不稱職”的記者，處分任何一家報刊或出版部門。一次“文化清潔運動”，就有10餘家雜誌被查封。
為防止大陸的消息傳到台灣，國民黨當局強迫有收音機的人進行登記。凡是想購收音機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審核發給的準購證。一台收音機每年交30元的執照費，還要貼足16元的印花稅，執照費和印花稅的費用達收音機價值的10％以上，逾期繳納上述兩項費用的需加倍處罰。凡是出售無線電器材、收音機和收發報機的單位，一律要將器材名稱、數量及存放地點，詳細填表後交“保安總部”。
與此同時，一些關於收音機知識方麵的書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華南書局出版的《音響擴大機》、《單管收單放機》、《初級短波收音機》、《簡易交流式收音機》等書遭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傳授收音機知識，竊聽毛匪廣播”。
更習以為常的是，許多雜誌書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觸犯了禁令，那麼從此就甭想得安寧。這方麵有數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國》因冒昧給蔣介石提了幾點建議，而以“掩護匪諜”和發表“反共抗俄國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負責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報》因為刊載了對蔣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個月。
以刊載幽默文章著稱的《人世間》月刊，曾因“幾次影射當局”而被停刊幾次。
專門談論時事的《時與潮》周刊，被指責為“煽動民間不滿情緒”，停刊一年，後又以“藐視法庭”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創刊的《台灣政論》，剛出5期，就以“煽動叛亂”的罪名而被查禁，有關人員被逮捕。
與此同時，國民黨利用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大辦黨營文化出版事業，企圖實現壟斷。50年代初，張其昀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一手操縱成立了“中國新聞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應社”、“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等文化出版機構，出版發行《中國一周》、《新思潮月刊》、《學術學刊》、《國事叢刊》等刊物，並出版《現代國民基礎知識叢書》等300多種，這一切使得“黨義書籍充斥書肆，反共八股滿天飛”。
在這種壓抑、專製的情況下，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氣沉沉。麻將流行，酒家泛濫，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當哭。在百無聊賴的情況下，大家隻好講究一番荷爾蒙、維他命、固精、補腎了。在這孤寂、黑暗的包圍下，個別知識分子間或蹦出幾點創作的火花，或發出幾聲呐喊，由此又引起當局的驚慌失措和對知識分子的一頓“大棒”，“文案”接二連三發生，其中以“《文星》案”、“柏楊事件”和“毛語錄事件”最為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圍繞作家李敖和《文星》雜誌而展開的。《文星》是一個側重學術文化的綜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婦於1957年11月創刊於台北，以“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為刊物宗旨。創刊四年，成績平平，沒有什麼社會影響。
隻是到了1961年由於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現，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3年4月生於哈爾濱，1936年隨全家遷至北京，從小就養成讀書、買書、藏書的癖好，小學六年級時即為自己布置了一個小圖書館，遍讀《中山全書》、《我的奮鬥》，還讀了大量的“左”派書報，如《新華日報》、《觀察》等。1949年4月，14歲的李敖帶著500多本藏書，隨全家遷居台灣，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讀初二。
在台中，他讀書更加勤奮，在書庫裏泡了四年，漸之對台灣教育製度感到不滿。讀高中時，因反感台灣中學製度，高三隻念了十幾天，便自願休學在家，繼續廣泛讀書自學。1954年夏，李敖以同等學力考入台大法律係，讀了不到一年便又自動休學，不久再考入台大曆史係。對於台大，李敖備感失望，於是隻好“自由自在自己讀書”。台大曆史係畢業後，服完兵役，1961年夏進入台大曆史研究所工作。
李敖自稱是一個有“宗教狂熱的人”，這種狂熱包含著某種犬儒式的憤世嫉俗。他極度厭惡在傳統倫理教育下滋生出來的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好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和小人。基於對傳統和傳統勢力的厭惡，李敖決定“在環境允許的極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頑固們的駝背，讓他們皺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