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是影響台灣社會安全穩定的重要因素。作為台灣最大的、而且隨時準備執政的反對黨，由於堅持“台獨”立場而無法製定出一個明確的、切實可行而又實事求是的大陸政策，為台灣老百姓提供一個保證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方案。恰恰相反，台灣民眾十分清楚地看到，“台獨民進黨”的上台，隻能導致兩岸關係的緊張、衝突，最終破壞台灣目前安定的生活環境。台灣老百姓如何能放心這樣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呢?許信良為此還提出所謂“危機社會”的理論。他認為，由於兩岸關係的不穩定，整個台灣社會早已彌漫著根深蒂固的危機意識。“長期處在強敵威脅下，台灣社會始終是一個危機社會，台灣民眾最關切的政治問題，首先是國家安全問題，而不是國家認同問題。台灣民眾對於國家前途的選擇，也最強調能否確保國家安全，而不是能否凸顯國家認同。”而民進黨的“台獨”卻是不斷地彰顯、挑起國家認同問題，其結果隻能引起台灣民眾強烈的不安全感，而拒絕民進黨上台執政。
民進黨的“台獨”主張，是建立在一個極端偏狹的觀念和情感上，這就是所謂的“悲情意識”。在民進黨的部分支持者和政治人物中，存在著一股強烈的悲情意識，使之成為民進黨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及其支持者。他們具有濃烈的受害意識和苦難意識，很容易接受“台獨”分子史明編造的“台獨曆史觀”，認為“台灣人”四百年來一直受到外來的統治，使“台灣人”具有“超級受害、坎坷、可憐的身世”。所以“台灣人要出頭天”，就必須打倒外來政權，建立自己的國家，成立“台灣共和國”。早期的民進黨人物許多是政治受難者或是他們的家屬，在選舉中隻要向支持者哭哭啼啼地訴說自己可憐的身世，就可以獲得足夠的同情票而“高票當選”。在這些“台獨基本教義派”及其支持者的眼中，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就像是他們的“神主牌位”一樣，他人是不可以隨便觸摸的。
強烈的悲情意識也使民進黨內存在著十分狹隘的“族群意識”。雖然民進黨的所謂“族群政策”強調的是族群平等，聲稱要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但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麵對自己的支持者時，則是開口閉口“咱台灣人”。這裏所說的“台灣人”，其實並不包括外省人，甚至不包括客家人。民進黨的支持者更是要求政治人物必須講“台語(閩南話)”，不準講“國語(普通話)”。對自己政敵的批評，最常用的就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卻不會說台灣話”等。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通常是訴諸族群對抗，以凝聚力量。因此，省籍衝突常被民進黨的政客所利用，成為其最為便利、實用的工具，代替了其他的政治議題和公共政策的辯論。所以民進黨對外省人采取極不信任的態度，擔心外省人“出賣台灣”，是“吳三桂”、“施琅”。新黨則被指責為“中共代言人”、“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不愛台灣”，因此新黨就被民進黨看作是主要敵人。民進黨總是在指責別人在製造省籍矛盾、分化族群關係，實際上它自己卻是完全建立在省籍對立的基礎上，不但得不到外省族群的信任，而且還不斷加劇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動蕩不安，台灣老百姓自然也不願民進黨這樣的政黨上台執政。
兩岸關係是影響台灣社會安全穩定的重要因素。作為台灣最大的、而且隨時準備執政的反對黨，由於堅持“台獨”立場而無法製定出一個明確的、切實可行而又實事求是的大陸政策，為台灣老百姓提供一個保證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方案。恰恰相反，台灣民眾十分清楚地看到，“台獨民進黨”的上台，隻能導致兩岸關係的緊張、衝突，最終破壞台灣目前安定的生活環境。台灣老百姓如何能放心這樣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呢?許信良為此還提出所謂“危機社會”的理論。他認為，由於兩岸關係的不穩定，整個台灣社會早已彌漫著根深蒂固的危機意識。“長期處在強敵威脅下，台灣社會始終是一個危機社會，台灣民眾最關切的政治問題，首先是國家安全問題，而不是國家認同問題。台灣民眾對於國家前途的選擇，也最強調能否確保國家安全，而不是能否凸顯國家認同。”而民進黨的“台獨”卻是不斷地彰顯、挑起國家認同問題，其結果隻能引起台灣民眾強烈的不安全感，而拒絕民進黨上台執政。
民進黨的“台獨”主張，是建立在一個極端偏狹的觀念和情感上，這就是所謂的“悲情意識”。在民進黨的部分支持者和政治人物中，存在著一股強烈的悲情意識，使之成為民進黨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及其支持者。他們具有濃烈的受害意識和苦難意識，很容易接受“台獨”分子史明編造的“台獨曆史觀”，認為“台灣人”四百年來一直受到外來的統治，使“台灣人”具有“超級受害、坎坷、可憐的身世”。所以“台灣人要出頭天”，就必須打倒外來政權，建立自己的國家，成立“台灣共和國”。早期的民進黨人物許多是政治受難者或是他們的家屬，在選舉中隻要向支持者哭哭啼啼地訴說自己可憐的身世，就可以獲得足夠的同情票而“高票當選”。在這些“台獨基本教義派”及其支持者的眼中，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就像是他們的“神主牌位”一樣，他人是不可以隨便觸摸的。
強烈的悲情意識也使民進黨內存在著十分狹隘的“族群意識”。雖然民進黨的所謂“族群政策”強調的是族群平等，聲稱要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但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麵對自己的支持者時，則是開口閉口“咱台灣人”。這裏所說的“台灣人”，其實並不包括外省人，甚至不包括客家人。民進黨的支持者更是要求政治人物必須講“台語(閩南話)”，不準講“國語(普通話)”。對自己政敵的批評，最常用的就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卻不會說台灣話”等。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通常是訴諸族群對抗，以凝聚力量。因此，省籍衝突常被民進黨的政客所利用，成為其最為便利、實用的工具，代替了其他的政治議題和公共政策的辯論。所以民進黨對外省人采取極不信任的態度，擔心外省人“出賣台灣”，是“吳三桂”、“施琅”。新黨則被指責為“中共代言人”、“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不愛台灣”，因此新黨就被民進黨看作是主要敵人。民進黨總是在指責別人在製造省籍矛盾、分化族群關係，實際上它自己卻是完全建立在省籍對立的基礎上，不但得不到外省族群的信任，而且還不斷加劇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動蕩不安，台灣老百姓自然也不願民進黨這樣的政黨上台執政。
而在民進黨內，極少數幾個外省籍精英也在民進黨走向“台獨”後相繼離去，使民進黨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台灣人黨”。黨內上層人物，以及第二屆、第三屆“立委”幾乎是清一色的台灣本省的“台灣人”。在民進黨內，沒有“外省人”的地位。作家李敖批評說“民進黨是氣量比國民黨狹小的台灣人的黨，它收容外省人，純粹是當作樣板或花瓶使用，凡不甘為樣板或花瓶而別有野心者，自難混跡其中。”民進黨前中常委陳永興也承認“黨內確有省籍問題存在，這也是外省人在黨內承受壓力之後，漸有疏離感的原因”。台灣學者林佳龍對民進黨成立前後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進行分析後所得出來的結論也是“民進黨是個兼具台灣意識與反體製色彩的本省人政黨，並非特定的資產階級政黨或工農政黨”。民進黨這種“族群的封閉性”，使它很難拓展更多的中間選民的支持，陷入執政瓶頸也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