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的相對穩定的局勢，國內翻譯出版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文章已能傳送到這裏，也都便於毛澤東有可能從理論上全麵地回顧和思考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先後寫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著作，分別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思想路線上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曆史經驗教訓，剖析了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及時地回答了黨所麵對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並把這些現實問題提到哲學的高度來分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的發展作出創造性的貢獻，奠定了黨的思想理論基礎。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就其思想實質來說，在於他對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與複雜的階級關係缺乏了解。因此，他一方麵把歐洲社會發展的規律機械地套用於中國的社會條件，主張“二次革命”論；另一方麵，在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問題上，也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與蘇聯的指示，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於蔣介石、汪精衛等人，對他們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忽視黨的領導權與發展黨的力量。在大革命初期，孫中山曾說過：“精衛（汪精衛）、展堂（胡漢民）已不能代表俄國式的革命”，但共產國際硬說汪精衛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武漢政府及國民黨左派領袖”甚至“已經走到了工農專政的路上”。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陳獨秀主張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多方遷就，在敵我友的複雜關係與變化態勢中失去了應變能力，終於導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
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與蔣介石的屠殺政策在中共領導層中引起了一股憤怒情緒，這種情緒又在共產國際的引導下走向“左”傾機會主義。共產國際一再強調中共黨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黨內“左傾病隻是殘餘，而右傾是會變成可怕的危險的”，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正是來自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但是，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是以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種在莫斯科看來是所謂“中國中心主義”的方式出現的，這就為共產國際所不容。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主要是忠於中國而不是忠於莫斯科，所以在莫斯科看來，這是“敵視布爾什維克主義，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號召中國的一切布爾什維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去執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路線”。在這種情形下，中共黨的領導人更加失去了把握中國特殊國情的可能性。瞿秋白上台後隻得繼續執行“左”傾路線，但由於他對李立三“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采取了溫和的方式，同樣遭到共產國際的指斥。於是，在米夫的支持下，本來極力推行立三路線的王明，奪取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以更“左”的方式來反對在他看來是所謂右傾的立三路線。他上台的口號是“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所謂“布爾什維克化”，就是要“百分之百的忠實於共產國際的路線”，這就深得莫斯科的要旨，因而得到共產國際的讚賞。米夫公開說，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是國際領導的，你們信任他，就是信任共產國際，國際指示是絕對正確的，四中全會體現的就是國際路線，反對四中全會便是反對國際。這樣一來，在中共黨內便出現了一種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絕對化的傾向，同時王明的“左”傾路線更加走向極端，更加嚴重地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這一路線隨著中央機關轉移到江西蘇區，便在中央蘇區和其他根據地得到貫徹執行。在政治上實行極左的關門主義路線，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排除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領導，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
“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在思想根源上，就是把馬列主義理論教條化，將共產國際的決議神聖化，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馬列的一些詞句與蘇聯經驗出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分離開來，割裂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普遍與特殊，一般與個別的關係。他們打著馬列主義的旗號，用德波林學派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冒充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他們對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錯綜複雜的矛盾情況一竅不通，從來不對社會各階級的狀況、特點以及它們在革命發展不同階段的變化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他們根本否認中國革命發展規律的特殊性，隻知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隻言片語，把普遍真理歪曲成為僵死的教條，到處生強硬套，根本不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王明的這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統治的時間最長，危害極大，影響極深，使黨的力量在革命根據地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區幾乎損失百分之百。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遵義會議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首先在紅軍的軍事行動中得到克服，並在組織上結束了王明路線的統治。但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卻來不及清理。紅軍到達陝北後，毛澤東首先在中國革命的兩個最緊迫的問題上克服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這就是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問題。1935 年12 月毛澤東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抓住抗日救亡的曆史主題，克服“左”傾關門主義，同時也向全黨提醒統一戰線問題上右傾錯誤的危險。毛澤東在報告裏，一開始便從千頭萬緒的現實生活中，十分鮮明地指明了當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說：“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全國人民的生存已受到嚴重的威脅。
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遊移於兩者之間呢？毛澤東分析指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他們具有兩麵性：既不喜歡帝國主義，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下，他們是有變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也是要發生破裂的。
基於對現實狀況的分析，毛澤東得出結論：“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