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革命的實踐需要革命的理論。恩格斯曾說，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最好方法，是在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和親身體會取得的經驗中進行的，“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他們將通過本身的錯誤、通過親身經曆的痛苦經驗而前進”。毛澤東也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正是在這種勝敗之間的反複比較中，一方麵認識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另一方麵也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同時抗日戰爭的爆發，從更廣闊更深的層次上暴露出中國的複雜的階級關係與矛盾。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都產生重大變化。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出來。對這一結合進行哲學上的論證與說明，正是現代中國革命的理論需要。《矛盾論》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它根植於這一結合的曆史經驗，又是對這一經驗的哲學升華。
其次，曆史的經驗需要總結，前進的方向需要指導。《矛盾論》發表於1937年8月。當時，我們黨勝利地實觀了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到抗日戰爭時期的轉變。這是一個重要的曆史時期。毛澤東此時撰寫《矛盾論》，就是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黨內思想路線鬥爭的需要。由於中國社會條件的極其特殊，中國共產黨又缺乏相應的理論準備與實踐經驗，因此在革命過程中連續不斷地出現過或右或“左”的機會主義路線。其中尤其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與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領導下，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央決定將革命的大本營安紮在這裏。相對地，有一段穩定的時期，特別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毛澤東有一段時間能夠比較集中地對黨的曆史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和理論概括。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一段富有傳奇性的艱險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實踐中取得過巨大的成功，也經曆過1927年和1934年兩次慘痛的失敗；積累了許多超越前人的經驗，也有過“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訓，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4年統治，更把黨幾乎引向毀滅的邊緣。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但它是在紅軍長征途中舉行的，隻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作了變動，其他問題還來不及解決。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談到博古時說：“遵義會議糾正了他的錯誤，然而沒有指出宗派主義、冒險主義，這個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可見，毛澤東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正在從根本路線上進行通盤的審視。
首先，革命的實踐需要革命的理論。恩格斯曾說，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最好方法，是在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和親身體會取得的經驗中進行的，“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他們將通過本身的錯誤、通過親身經曆的痛苦經驗而前進”。毛澤東也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正是在這種勝敗之間的反複比較中，一方麵認識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另一方麵也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同時抗日戰爭的爆發，從更廣闊更深的層次上暴露出中國的複雜的階級關係與矛盾。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都產生重大變化。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出來。對這一結合進行哲學上的論證與說明，正是現代中國革命的理論需要。《矛盾論》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它根植於這一結合的曆史經驗，又是對這一經驗的哲學升華。
其次，曆史的經驗需要總結，前進的方向需要指導。《矛盾論》發表於1937年8月。當時，我們黨勝利地實觀了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到抗日戰爭時期的轉變。這是一個重要的曆史時期。毛澤東此時撰寫《矛盾論》，就是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黨內思想路線鬥爭的需要。由於中國社會條件的極其特殊，中國共產黨又缺乏相應的理論準備與實踐經驗，因此在革命過程中連續不斷地出現過或右或“左”的機會主義路線。其中尤其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與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領導下，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央決定將革命的大本營安紮在這裏。相對地，有一段穩定的時期，特別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毛澤東有一段時間能夠比較集中地對黨的曆史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和理論概括。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一段富有傳奇性的艱險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實踐中取得過巨大的成功，也經曆過1927年和1934年兩次慘痛的失敗；積累了許多超越前人的經驗，也有過“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訓，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4年統治，更把黨幾乎引向毀滅的邊緣。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但它是在紅軍長征途中舉行的，隻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作了變動，其他問題還來不及解決。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談到博古時說：“遵義會議糾正了他的錯誤，然而沒有指出宗派主義、冒險主義，這個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可見，毛澤東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正在從根本路線上進行通盤的審視。
這時，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正處在重大的曆史轉折時刻，開始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麵對著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各種矛盾，客觀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黨內有統一的認識，對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製訂出正確的路線和策略。然而，黨內的思想並不統一。關門主義（也就是宗派主義）、冒險主義以及作為它們共同思想基礎的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製訂和執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思想理論的高度上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