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無產階級雖然是和資產階級同時發生，而且人數比資產階級多得多，但因為在經濟上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在政治上又受著資產階級的統治，其勢力是很弱小的。至於資產階級則占有著生產資料，又掌握著國家政權，其勢力是很強大的。所以從最初起，資產階級是站在矛盾的主要方麵。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就由原來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變為起反動作用的階級，由新的東西轉變為舊的東西了。無產階級是最進步最革命的階級，是以實現全人類的解放來求得自己解放的階級。所以在階級鬥爭中，無產階級的勢力就成長起來，壯大起來，成為獨立的和在曆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後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終於被無產階級所推翻，轉化為私有的生產資料被剝奪和失去權力的階級，它也就逐步地歸於消滅。於是社會的性質，就由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俄國十月革命，正是新的社會主義製度代替舊的資本主義製度的實例，是社會性質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麵所規定的實例。蘇聯所走過的道路，也是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斯大林說：“舊東西和新東西之間的鬥爭、衰亡著的東西和產生著的東西之間的鬥爭、衰頹著的東西和發展著的東西之間的鬥爭，就是發展過程的內在內容……”又說：“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的規律。”又說：“在辯證方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哪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為在辯證方法看來，隻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這幾句話，正是說明著新陳代謝這個規律的。
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在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以前，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其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和封建製度的矛盾。這個矛盾包括著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但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社會就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除了原有的人民大眾和封建製度的主要矛盾以外，又出現了新的主要矛盾，即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包容著中國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因為“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90頁)這是中國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中國革命的曆史根源。但在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矛盾中，最初，帝國主義站在矛盾的主要方麵，其勢力是異常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首先“向中國舉行多次的侵略戰爭，例如1840年的英國鴉片戰爭；1857年的英法聯軍戰爭；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戰爭。用戰爭打敗了中國之後，帝國主義列強不但占領了中國周圍的許多原油、中國保護的國家，而且搶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國的一部分領土。”(《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91頁)於是，帝國主義列強就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並根據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實行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侵略和壓迫，使中國變成了它們的半殖民地。正因為帝國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麵，所以中國的社會才變成了半殖民地社會。至於中華民族，從最初起，處於矛盾的非主要方麵，人民大眾，一麵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一麵受著封建政治的壓迫，不能組成強大的力量。並且清朝的封建政府，在帝國主義侵入後不久，就投降了帝國主義，而與帝國主義相結合，共同壓迫中國人民。但中國人民，百多年來，對帝國主義列強進行了一係列的英勇的鬥爭，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對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直到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的英勇的堅強的革命精神。在長期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過程中，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無產階級還停頓在自在的階級的狀態，還不曾起來領導這個革命，而民族資產階級又沒有領導這個革命的能力，所以中華民族還處於矛盾的非主要方麵。但到“五四”運動的時候，中國無產階級已轉變為自為的階級，隨著它的司令部——中國共產黨也成立了。於是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就在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領導下，逐漸地成長起來。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中華民族的勢力日趨壯大，終於取得了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麵，打敗了日本。最後經過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把國民黨趕出了大陸。於是中國由半殖民地變成了獨立國，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進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無產階級雖然是和資產階級同時發生，而且人數比資產階級多得多，但因為在經濟上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在政治上又受著資產階級的統治，其勢力是很弱小的。至於資產階級則占有著生產資料，又掌握著國家政權，其勢力是很強大的。所以從最初起，資產階級是站在矛盾的主要方麵。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就由原來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變為起反動作用的階級，由新的東西轉變為舊的東西了。無產階級是最進步最革命的階級，是以實現全人類的解放來求得自己解放的階級。所以在階級鬥爭中，無產階級的勢力就成長起來，壯大起來，成為獨立的和在曆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後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終於被無產階級所推翻，轉化為私有的生產資料被剝奪和失去權力的階級，它也就逐步地歸於消滅。於是社會的性質，就由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俄國十月革命，正是新的社會主義製度代替舊的資本主義製度的實例，是社會性質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麵所規定的實例。蘇聯所走過的道路，也是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斯大林說：“舊東西和新東西之間的鬥爭、衰亡著的東西和產生著的東西之間的鬥爭、衰頹著的東西和發展著的東西之間的鬥爭，就是發展過程的內在內容……”又說：“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的規律。”又說：“在辯證方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哪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為在辯證方法看來，隻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這幾句話，正是說明著新陳代謝這個規律的。
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在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以前，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其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和封建製度的矛盾。這個矛盾包括著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但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社會就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除了原有的人民大眾和封建製度的主要矛盾以外，又出現了新的主要矛盾，即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包容著中國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因為“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90頁)這是中國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中國革命的曆史根源。但在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矛盾中，最初，帝國主義站在矛盾的主要方麵，其勢力是異常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首先“向中國舉行多次的侵略戰爭，例如1840年的英國鴉片戰爭；1857年的英法聯軍戰爭；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戰爭。用戰爭打敗了中國之後，帝國主義列強不但占領了中國周圍的許多原油、中國保護的國家，而且搶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國的一部分領土。”(《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91頁)於是，帝國主義列強就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並根據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實行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侵略和壓迫，使中國變成了它們的半殖民地。正因為帝國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麵，所以中國的社會才變成了半殖民地社會。至於中華民族，從最初起，處於矛盾的非主要方麵，人民大眾，一麵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一麵受著封建政治的壓迫，不能組成強大的力量。並且清朝的封建政府，在帝國主義侵入後不久，就投降了帝國主義，而與帝國主義相結合，共同壓迫中國人民。但中國人民，百多年來，對帝國主義列強進行了一係列的英勇的鬥爭，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對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直到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的英勇的堅強的革命精神。在長期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過程中，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無產階級還停頓在自在的階級的狀態，還不曾起來領導這個革命，而民族資產階級又沒有領導這個革命的能力，所以中華民族還處於矛盾的非主要方麵。但到“五四”運動的時候，中國無產階級已轉變為自為的階級，隨著它的司令部——中國共產黨也成立了。於是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就在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領導下，逐漸地成長起來。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中華民族的勢力日趨壯大，終於取得了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麵，打敗了日本。最後經過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把國民黨趕出了大陸。於是中國由半殖民地變成了獨立國，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