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相結合，把中國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所以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人民大眾和封建製度這兩個主要矛盾，雖然在革命發展的各個階段上，由於革命情勢的變化，其中隻有一個是主要矛盾，而另一個是非主要矛盾。實際上，這兩個主要矛盾是密切結合著，有時兩者彙合成一個主要矛盾。一個解決了，另一個也必隨著解決，或者同時解決。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華民族和日本的矛盾是解決了，但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必須成為人民共和國，即接著要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製度的矛盾。而蔣介石卻與美國聯成一氣，大舉反共反人民，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企圖在中國維持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位一體的獨裁政治。中國人民忍無可忍，對國民黨進行了3年多的解放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人民大眾和封建製度的矛盾，隨著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的解決而同時解決了。於是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就由統治者變成了被統治者，這個階級終於被消滅了。而人民大眾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成了統治者。由於這兩個主要矛盾的解決，中國社會的性質就起了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
矛盾的主要方麵和非主要方麵互相轉化，新的事物代替舊的事物的事情，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上，已經有了很多的經驗。例如清代的封建帝國統治人民將近300年之久，而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所策劃的辛亥革命，終於取得勝利，推倒了清帝國，成立了中華民國的臨時政府。(隻因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臨時政府成立不久，就和袁世凱所領導的封建勢力相妥協，把革命勝利的果實讓給袁世凱。於是北洋封建軍閥的勢力，代替了清朝的封建勢力，使這個革命終於流產。
又如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最初的時候，北洋封建軍閥的勢力非常強大，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廣東的勢力卻是很小，但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由於工農群眾運動的發展，革命勢力便成長壯大起來，終於能夠大舉北伐，打倒了北洋封建軍閥，取得了勝利。(隻因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領導集團，放棄了領導權，放棄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使得蔣介石背叛了革命，掠奪了勝利的果實，成立了和帝國主義勾結的國民政府，來壓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1927年革命的失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受了蔣介石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勢力變得很小了，但中國共產黨肅清了黨內機會主義分子，重整了革命的陣營，使革命複興起來，勢力逐漸壯大，進行了10年土地革命戰爭。在紅色區域以內，農民階級打倒了地主階級，變成了統治者，而地主階級則變成了被統治者。
由此可見，世界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新陳代謝的過程，總是新事物代替舊事物，將來的東西代替過去的東西，產生著的東西代替衰亡著的東西，發展著的東西代替衰頹著的東西。社會主義社會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代了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代替了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在社會的生活中，經常有新生的東西代替了垂死的東西，新事業代替了舊事業；在人們的思想中，工人階級的思想和非工人階級的思想鬥爭，工人階級思想必然取得優勢，克服非工人階級思想。一切的一切，都將由新的東西代替舊的東西。所以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久不可抵抗的規律。
在革命鬥爭中，也有矛盾雙方互相轉化的實例。有時革命鬥爭進行順利，有時則遭逢困難。順利和困難，形成矛盾的兩極。當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時，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麵，順利是其次要方麵。但共產黨人是決不向困難低頭的，隻要黨的政治路線正確，通過共產黨人的努力，就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麵，因而困難的局麵就讓位於順利的局麵。反之，當革命順利進行時，順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麵，困難是其次要方麵。但在這種時候，黨的政治路線如果發生了錯誤，敵人就會乘機反攻，革命鬥爭就會逐步地陷於困難的局麵，順利就會轉化為困難。這兩種情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曆史中，都是有過的。例如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在最初的時候，由於孫中山的國民黨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將國民黨改組為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聯盟，並決定實行聯蘇、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在這種條件下，共產黨領導著這個革命，很順利地把全國的工人和廣大的農民組織起來，並在軍事上也領導了北伐戰爭，摧毀了北洋封建軍閥的勢力。這是革命鬥爭很順利的局麵。但自從孫中山去世以後，蔣介石背叛革命，采取了一係列的反共的措施，而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集團，不但麻痹大意，不知提高警惕，反而放棄了對革命的領導權，放棄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結果，蔣介石在1927年公開反對革命，給共產黨以嚴重打擊，使革命局勢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這是革命鬥爭由順利局麵轉化到困難局麵的實例。
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黨的革命鬥爭陷於極端困難的地位，蔣介石的統治比以前的軍閥更為凶惡，許多優秀黨員和革命的工人農民，遭到了極野蠻的屠殺，全國突然轉入了黑暗。但以毛澤東為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接受了失敗的教訓，清除了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集結了革命的力量，在敵人的進攻麵前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和防禦，並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爭取革命運動的複興。但當開始在白色勢力包圍中建立紅色政權根據地之時，革命的困難條件是很多的，讀了《井岡山的鬥爭》，便可知道。毛澤東卻很正確地應用了矛盾法則分析了當時客觀革命形勢中的矛盾，研究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指出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同時，黨決定了一係列的正確的政策，整黨建軍，緊緊依靠農民群眾，推行土地革命。於是革命根據地的範圍逐漸推廣，到1930年已由江西發展到福建、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地和海南島，紅軍勢力日趨壯大，粉碎了蔣介石幾次“圍剿”。經過幾次大勝利，新的革命形勢，也逐漸地接近於成熟了，這是革命鬥爭由困難的局麵轉變到順利的局麵的實例。不料革命情勢正在順利發展之時，黨中央“左”傾機會主義領導集團，卻把革命引到錯誤的方麵，致使白色區域中黨組織差不多全部遭到破壞，而在紅色區域中排擠了毛澤東的領導，特別是排擠了毛澤東對於紅軍的領導。因而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大失敗，不得不開始了二萬五千裏的長征。於是由紅軍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群眾運動高漲所表現出來的革命複興就被破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