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相對的矛盾的同一和絕對的矛盾的鬥爭。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代表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讚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並實行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政策，在這種條件下，兩黨實行了合作。但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顯然是對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鬥爭。由於鬥爭的發展，因蔣介石的反革命，矛盾的同一就完全轉到了矛盾的鬥爭，進入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發生以後，黨又在“一致抗日”的條件下，建立了統一戰線。但由於聯合中的鬥爭的發展，到了抗日戰爭結束以後，又因蔣介石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矛盾的同一又完全轉到了矛盾的鬥爭，進入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結局是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摧毀了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可見，矛盾的同一是有條件的，相對的，而矛盾的鬥爭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總之，同一的相對性和鬥爭的絕對性所強調的是，矛盾隻有通過鬥爭才能解決，隻有通過鬥爭才能發展，鬥爭貫串過程始終，並使一過程向他過程轉化。
2．同一性和鬥爭性是相互聯結的
“鬥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中”，就是說，一切矛盾的鬥爭都是在一定的統一體中進行的，如果對立雙方彼此孤立，毫不相幹，沒有一個由此達彼的橋梁，就無法進行鬥爭。所以列寧說：“在對立麵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麵”。同一性和鬥爭性的相互聯結，更重要的還在於，“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就是說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是鬥爭的依存，對立的依存，變動的依存，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依存。由於矛盾雙方的鬥爭，一方“吃掉”一方，矛盾雙方才能轉化，轉化是鬥爭的結果。沒有矛盾的鬥爭性，就沒有相互依存，也沒有相互轉化。
毛澤東指出：“矛盾著的對立麵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離開同一性談鬥爭性，就是把矛盾雙方的互相排斥當成互相隔絕，把現實的矛盾當成彼此孤立、毫不相幹的東西。離開鬥爭性談同一性，就是把對立麵的統一當成僵死的統一，把相對的同一性絕對化。我們運用矛盾法則研究任何過程時，決不可以把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割裂開來，或者隻認識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視其鬥爭性，或者隻認識矛盾的鬥爭性而忽視其同一性。如果是這樣，就會違反唯物辯證法，甚至要陷入機會主義的立場。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兩點論”，這是要嚴密注意的。
首先，當我們認識運動的第一種狀態、即相對地靜止的狀態，決不能把事物看成沒有變化的東西。因為相對靜止的狀態是量變的狀態。量變的狀態，在適當的時間內，雖不破壞事物的根本性質(即質)，即事物還是原來的事物。但量變還是變化，是質變的準備，並且在量變的過程中，事物的質雖不變，而事物的其他許多屬性還是變化。這樣的變化到了臨界點時，僅僅加上的一點細小的變化，就會引起質變。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時，雖然基本上還處於量變的狀態，但變化還是很重大的，自由競爭的屬性被壟斷所否定了，並且階級矛盾激化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具備了。到了這種時候，隻要共產黨能夠團結廣大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選定適當的時機，運用正確的戰略與戰術，就可以打倒帝國主義，實現社會主義。這是十月革命的經驗。
其次，如果隻看到過程的矛盾的同一而忽視矛盾的鬥爭，就不可避免地引出對立調和論。德波林派隻知從矛盾的同一性之中探求辯證法的本質，而不能理解列寧所說“對立的同一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這個命題，因而陷入了唯心論的對立調和論。又如，布哈林派，把矛盾的同一誤解為完全的平衡，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主張社會主義要素和資本主義要素的平衡發展，而富農可以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這也是反動的對立調和論。這種對立調和論，是右傾機會主義，是主張不需要革命就可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從前第二國際所屬各個機會主義的政黨就持有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還有，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主張“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見解，也屬於對立調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