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長達4年之久的統治，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會議作出的決定，體現了毛澤東在這次糾正黨內重大錯誤的問題上，起著重要的核心作用。黨的領導實質是指導思想、指導方針的領導，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從指導思想、指導方針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是當時戰爭環境下黨中央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進入三人軍事小組，承擔起長征途中處於中心的軍事任務的領導工作，下一步表明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伍修權曾回憶說：“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作為最高統帥部，負責指揮全軍行動，全黨信服毛澤東同誌，把當時最有決定意義的、關係到我黨我軍生死存亡的軍事指揮大權托付給他，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二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一直得到共產國際多方指導，有有益的幫助，也有不切中國實際的錯誤指示。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在與共產國際聯係中斷的情況下，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解決了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確定了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和規律的積極防禦的軍事路線；采取民主集中製原則，獨立解決了黨中央領導機關改組問題。改變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做法，實際上確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中國革命全局上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表明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政黨，完全可以獨立地承擔中國革命的重任。
三是遵義會議是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力量極度削弱，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它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可以說，遵義會議是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原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遵義會議成功地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運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正確道路，也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取得全國的政權；運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原理，抓住了當時最緊迫的兩個問題，即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總之，堅持矛盾分析法，首先要運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堅持兩點論、兩分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不僅存在於一切事物中，並且貫穿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因此，我們必須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堅持兩點論、兩分法。
堅持矛盾分析法，要注意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隻有對事物的具體特點進行具體分析，才能把事物區分開來，並找到解決特殊矛盾的特殊辦法。
堅持矛盾分析法，要善於把握重點與主流，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我們看問題、辦事情，既要全麵，又要善於抓住重點和主流。
比如，用矛盾分析法，正確處理“國考”高燒問題。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錄用考試約有104萬人報名確認參加公共科目筆試，實際參考人數首次突破百萬大關，考錄比約為69∶1。 錄取比例如此之低，無疑將有太多人不能如願以償。過去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形容高考之難，現在看來，這樣形容被稱為“國考”的公務員考試更合適。與此同時，其他單位又缺人才，所以要給“國考”降溫，創造更多對各種人才有吸引力的多樣化就業機會，讓人才各得其所，發揮各自優勢，整個社會才能從中實現人才社會價值的最大化。“國考”一枝獨秀的狀況，也才能逐步改觀。這也是矛盾分析法的具體運用。
又比如，用矛盾分析法，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開放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於實行了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方針，給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使我國經濟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解決了長期來沒有得到解決的許多社會矛盾，其中包括許多人民內部矛盾。但是，與此同時，也使原來的一些人民內部矛盾更加突出地顯現出來了，並產生了許多新的人民內部矛盾，必須用矛盾學說，正確認識和處理現階段的人民內部矛盾。
現階段人民內部矛盾主要表現在經濟關係中，經濟領域的人民內部矛盾比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突出。無論是從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來看，還是從實行改革以來的實際情況看，經濟領域的人民內部矛盾日益成為中心問題，這是現階段人民內部矛盾的曆史特點，我們應該緊緊把握住這一重點，妥善地解決以經濟領域為中心的各種人民內部矛盾，堅定不移地為改革和建設服務。
又比如，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編寫的《六個“為什麼”——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其中提到，為什麼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製度，而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就是矛盾學說的具體運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要與實際相結合，不能照抄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