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日記》記載：“1937年11月15日上午11時，蔣（介石）先生招集會議，何（應欽）、唐（生智）、白（崇禧）、錢（引者按：錢大鈞或錢昌照？）、劉（斐）繼來。決定努力抵抗掩護遷都辦法。……散會後，敬之謂僅子彈一項必10日以上方能移走，且怪人不早告之。”由此可見，第二次幕僚會議是緊接昨天的會議召開的，時間是11月15日上午，而不是其他著作的17日。關於這次會議的人選，劉斐說：“參加的人比上次多一點，除了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劉斐外，還有唐生智、穀正倫，另外還有一個人，姓名記不清了。”從《徐永昌日記》的記載可以看出，這次會議重點討論的是如何努力抵抗以掩護遷都的問題，而非應不應該守南京的問題。應不應該守南京，蔣介石心中早已有數，隻是具體人選還有待於最後敲定而已。
11月16日，召開第三次幕僚會議。徐永昌在1937年11月16日的日記中有如下的記載：“（上午）10時，在何（應欽）宅開會，決定各軍事機關後移步趨。（敬之瑣碎不得要領）”“晚6時舉行會報，決定守城辦法，唐孟瀟任（衛戍司令部）長官，期以三個月乃至一年。”
根據唐生智的回憶，在16日晚的會報會議即第三次幕僚會議召開之前，蔣介石曾兩次單獨找他，商量防守南京的問題，私下已經確定了由唐生智負責守衛南京。在第三次幕僚會議確定防守南京的人選後，蔣介石隨即於當晚8時召開國防最高會議，正式宣布了防守南京及遷都的決定，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於會後即連夜離開南京先行前往陪都重慶。
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在淞滬戰役中國民黨軍隊受到日寇的重創，到撤退時已經是潰不成軍，在沒有生力軍加入的情況下，南京已經沒有防守的條件。因為知道不能守，所以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對於守南京視為畏途，獨有唐生智毛遂自薦、自告奮勇，主動跳出來要求負責南京防守問題。對唐生智的行為動機如何解釋？
唐生智本人的解釋是：“我自從‘九一八’回到南京以後，始終是主張抗日的。同時，擔任的工作也是籌劃抗日的工作。上海戰事開始時，我又兼任軍法執行總監部總監，我能違抗命令，不守南京嗎？加之，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這樣來將我的軍，我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事後，有人說我辦蠢事。我說：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辦的。在當時情況下，我雖身患重病，還不得不擔任南京的任務。”在另外的場合，唐生智還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來標榜。
對於唐生智的行為，旁觀者和學者的評價則要複雜一些，有人專從正麵肯定唐生智“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臨難不苟、挺身而出、忍辱負重的精神令人欽佩”。也有旁觀者和學者認為唐生智是別有所圖，如李宗仁就明確認為唐生智“是靜極思動，想乘此機會掌握一部兵權，所謂與城共存亡，不過是空頭支票罷了”。
馬振犢教授也認為：“唐生智自從1930年最後一次起兵反蔣失敗以後，已淪落為一個無兵無卒的光杆司令，在南京政府內擔任訓練總監部總監、軍法執行部總監並兼任軍委會警衛執行部主任等職，具體負責構築江浙沿海地區特別是長江下遊寧杭滬國防工事的任務。由於他本人身患疾病，平時對一般工作又不大過問，故而實際上是長期閑居。但其又不甘寂寞，加上他又與當時實權人物何應欽、白崇禧等人不和，時時想尋機提高自己的地位。南京城防缺將，正給他提供一個重掌兵權的機會。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唐氏出而應召的原因。”
筆者認為，上述說法都言之成理。但筆者要補充一點的是，唐生智之所以有毛遂自薦的勇氣，還有另外的因素。
民國時期的軍閥有一個最普遍的現象，就是極端的迷信，“他們把自己的榮華富貴、官場升降、戰爭勝負都歸於命、歸於天。因此，他們都極熱衷於風水、陰陽、八卦、五行、子平、奇門、太乙、六壬等中國術數學，並對此依賴到寸步不離的程度，甚至認為連祖墳上的一棵草、屋宇上的一磚一瓦的變化都與其前途相連。他們幾乎都拜佛念經，打坐參禪，修仙煉道”。
軍閥因為絕對迷信，一般身邊都豢養有江湖術士之類的充當軍師，並且對他們言聽計從。我們知道，唐生智是湘係軍閥出身，他也不例外。他身邊有一個如影隨形的佛家居士顧伯敘，人稱顧伯敘為唐生智的“佛家軍師”，他為唐“出謀劃策，指點迷津”，唐一生的大起大落與這位軍師有極大關係。唐生智之所以在別人都認為南京不可守的時候主動跳出來，也與這位軍師的指點有關。據說，顧伯敘告訴唐生智他的前世是“金陵王”，而且占卜的結果，日本軍隊占領上海後不會再進。這無疑增強了唐生智自告奮勇守南京的勇氣和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