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麼激動人心啊，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我在芭蕾舞劇《白毛女》中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喜兒，她繃直了雙腿，在半空中一連劈了好幾個叉，那是心花怒放的姿態，感人至深。然後呢？然後當然是“劇終”。
但是，“高度”是多麼令人遺憾，有一個“八卦”的、婆婆媽媽的，卻又是必然的問題《白毛女》輕而易舉地回避了：喜兒和大春最後怎麼了？他們到底好了沒有？喜兒還能不能在大春的麵前劈叉？大春麵對喜兒劈叉的大腿，究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
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是“人”就必然會有“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在“高處”，不在天上，它在地上。關於“人”的問題，有的人會選擇回避，有的人卻選擇麵對。
《德伯家的苔絲》之所以不是英國版的、資產階級版的《白毛女》，說白了，哈代選擇了麵對。哈代不肯把小說當作魔術：它沒有讓人變成鬼，也沒有讓鬼變成人，——它一上來就抓住了人的“問題”，從頭到尾。
人的什麼問題？人的忠誠，人的罪惡，人的寬恕。
我要說，僅僅是人的忠誠、人的罪惡、人的寬恕依然是淺表的，人的忠誠、罪惡和寬恕如果不涉及生存的壓力，它僅僅就是一個“高級”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低級”的問題。對藝術家來說，隻有“低級”的問題才是大問題，道理很簡單，“高級”的問題是留給偉人的，偉人很少。“低級”的問題則屬於我們“芸芸眾生”，它是普世的，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繞過去，這裏頭甚至也包括偉人。苔絲的壓力是錢。和喜兒一樣，和劉姥姥一樣，和拉斯蒂尼一樣，和德米特裏一樣。為了錢，苔絲要走親戚，故事開始了，由此不可收拾。
苔絲在出場的時候其實就是《紅樓夢》裏的劉姥姥，這個美麗的、單純的、“悶騷”的“劉姥姥”到榮國府“打秋風”去了。“打秋風”向來不容易。我現在就要說到《紅樓夢》裏去了，我認為我們的“紅學家”對劉姥姥這個人的關注是不夠的，我以為劉姥姥這個形象是《紅樓夢》最成功的形象之一。“黃學家”可以忽視她，“綠學家”也可以忽視她，但是，“紅學家”不應該。劉姥姥是一個智者，除了對“大秤砣”這樣的高科技產品有所隔閡，她一直是一個明白人，所謂明白人，就是她了解一切人情世故。劉姥姥不隻是一個明白人，她還是一個有尊嚴的人，——《紅樓夢》裏反反複複地寫她老人家拽板兒衣服的“下擺”，強調的正是她老人家的體麵。就是這樣一個明白人和體麵人，為了把錢弄到手，她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麼？是糟踐自己。她在太太小姐們（其實是一幫孩子）麵前全力以赴地裝瘋賣傻，為了什麼？為了讓太太小姐們一樂。隻有孩子們樂了，她的錢才能到手。因為有了“劉姥姥初進榮國府”，我想說，曹雪芹這個破落的文人就比許許多多的“柿油黨”擁有更加廣博的人心。
劉姥姥的傻是裝出來的，是演戲，苔絲的傻——我們在這裏叫單純——是真的。劉姥姥的裝傻令人心酸；而苔絲的真傻則叫人心疼。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真傻的、年輕版的劉姥姥“失貞”了。對比一下苔絲和喜兒的“失貞”，我們立即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喜兒的“失貞”是階級問題，作者要說的重點不是喜兒，而是黃世仁，也就是黃世仁的“壞”；苔絲的“失貞”卻是一個個人的問題，作者要考察的是苔絲的命運。這個命運我們可以用苔絲的一句話來做總結：“我原諒了你，你（克萊爾，也失貞了）為什麼就不能原諒我？”
是啊，都是“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我”原諒了“你”，“你”為什麼就不能原諒“我”？問題究竟出在哪裏？上帝那裏，還是性別那裏？性格那裏，還是心地那裏？在哪裏呢？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日，我完成了《推拿》。三天之後，也就是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因為地震，《推拿》的出版必須推遲，七月，我用了十多天的時間做了《推拿》的三稿。七月下旬，我拿起了《德伯家的苔絲》，天天讀。即使在北京奧運會的日子裏，我也沒有放下它。我認準了我是第一次讀它，我沒有看劉翔先生跨欄，小說裏的每一個字我都不肯放過。謝天謝地，我覺得我能夠理解哈代了。在無數的深夜，我隻有眼睛睜不開了才會放下《德伯家的苔絲》。我迷上了它。我迷上了苔絲，迷上了德伯維爾，迷上了克萊爾。
事實上，克萊爾最終“寬恕”了苔絲。他為什麼要“寬恕”苔絲，老實說，哈代在這裏讓我失望。哈代讓克萊爾說了這樣的一句話：“這幾年我吃了許多苦。”這能說明什麼呢？“吃苦”可以使人寬容麼？這是書生氣的。如果說，《德伯家的苔絲》有什麼軟肋的話，這裏就是了吧。如果是我來寫，我怎麼辦？老實說，我不知道。我的直覺是，克萊爾在“吃苦”的同時還會“做些”什麼。他的內心不隻是出了“物理”上的轉換，而是有了“化學”上的反應。
——在現有的文本裏，我一直覺得殺死德伯維爾的不是苔絲，而是苔絲背後的克萊爾。我希望看到的是，殺死德伯維爾的不是苔絲背後的克萊爾，直接就是苔絲！
我說過，《德伯家的苔絲》寫了三件事，忠誠、罪惡與寬恕。請給我一次狂妄的機會，我想說，要表達這三樣東西其實並不困難，真的不難。我可以打賭，一個普通的傳教士或大學教授可以把這幾個問題談得比哈代還要好。但是，小說家終究不是可有可無的，他的困難在於，小說家必須把傳教士的每一句話還原成“一個又一個日子”，足以讓每一個讀者去“過”——設身處地，或推己及人。這才是藝術的分內事，或者說，義務，或者幹脆就是責任。
在忠誠、罪惡和寬恕這幾個問題麵前，哈代的重點放在了寬恕上。這是一項知難而上的舉動，這同時還是勇敢的舉動和感人至深的舉動。常識告訴我，無論是生活本身還是藝術上的展現，寬恕都是極其困難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逆向的追尋：克萊爾的寬恕（雖然有遺憾）為什麼那麼感人？原因在於克萊爾不肯寬恕；克萊爾為什麼不肯寬恕？原因在於克萊爾受到了太重的傷害；克萊爾為什麼會受到太重的傷害？原因在於他對苔絲愛得太深；克萊爾為什麼對苔絲愛得那麼深？原因在於苔絲太迷人；苔絲怎麼個太迷人呢？問題到了這裏就進入了死胡同，唯一的解釋是：哈代的能力太出色，他“寫得”太好。
如果你有足夠的耐心，你從《德伯家的苔絲》的第十六章開始讀起，一直讀到第三十三章，差不多是《德伯家的苔絲》三分之一的篇幅。——這裏所描繪的是英國中部的鄉下，也就是奶場。就在這十七章裏頭，我們將看到哈代——作為一個偉大小說家——的全部秘密，這麼說吧，在我閱讀這個部分的過程中，我的書房裏始終洋溢著幹草、新鮮牛糞和新鮮牛奶的氣味。哈代事無巨細，他耐著性子，一樣一樣地寫，苔絲如何去擠奶，苔絲如何把她的麵龐貼在奶牛的腹部，苔絲如何笨拙、如何懷春、如何悶騷、如何不知所措。如此這般，苔絲的形象伴隨著她的勞動一點一點地建立起來了。
我想說的是，塑造人物其實是容易的，它有一個前提，你必須有能力寫出與他（她）的身份相匹配的勞動。——為什麼我們當下的小說人物有問題，空洞，不可信，說到底，不是作家不會寫人，而是作家寫不了人物的勞動。不能描寫駕駛你就寫不好司機；不能描寫潛規則你就寫不好導演，不能描寫嫖娼你就寫不好足球運動員，就這樣。
哈代能寫好奶場，哈代能寫好奶牛，哈代能寫好擠奶，哈代能寫好做奶酪。誰在奶場？誰和奶牛在一起？誰在擠奶？誰在做奶酪？苔絲。這一來，閃閃發光的還能是誰呢？隻能是苔絲。苔絲是一個動詞，一個“及物動詞”，而不是一個“不及物動詞”。所有的秘訣就在這裏。我見到了苔絲，我聞到了她馥鬱的體氣，我知道她的心，我愛上了她，“想”她。畢飛宇深深地愛上了苔絲，克萊爾為什麼不？這就是小說的“邏輯”。
要厚重，要廣博，要大氣，要深邃，要有曆史感，要見到文化底蘊，要思想，——你可以像一個三十歲的少婦那樣不停地喊“要”，但是，如果你的小說不能在生活的層麵“自然而然”地推進過去，你隻有用你的手指去**。
《德伯家的苔絲》之大是從小處來的。哈代要做的事情不是鉚足了勁，不是把他的指頭握成拳頭，再托在下巴底下，目光凝視著四十五度的左前方，不是。哈代要做的事情僅僅是克製，按部就班。
必須承認，經曆過現代主義的洗禮，我現在迷戀的是古典主義的那一套。現代主義在意的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主義講究的則是“可以感知的形式”。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這個物質癲狂的時刻，我已經有了足夠的“意味”，我多麼在意“可以感知的形式”。窗外沒有大雪，可我渴望得到一隻紅襪子，紅襪子裏頭有我渴望的東西：一雙鞋墊，——純粹的、古典主義的手工品。它的一針一線都聯動著勞動者的呼吸，我能看見麵料上的汗漬、淚痕、牙齒印以及風幹了的唾沫星。（如果）我得到了它，我一定心滿意足；我會在心底喟歎：古典主義實在是貨真價實。
2008年8月於南京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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