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犯愁了：“等我長大，去哪噠尋你呀！”
“你莫愁，等你長大，我來接你！”
這以後，每逢經過我們這村子，他總是帶些小禮物給我。一塊灶糖，一個甜瓜，一把紅棗……還樂嗬嗬地對我說：“看看我的小媳婦來呀！”
我呢，也學著大姑娘的樣子——我偷偷地瞧見過——要我娘找塊碎布，給我剪了個煙荷包，還讓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縫呀，繡呀……煙荷包縫好了，我娘笑得個前仰後合，說那不是煙荷包，皺皺巴巴，倒像個豬肚子。我讓我娘給我收了起來，我說了，等我出嫁的時候，我要送給我男人。
我漸漸地長大了。到了知道認真地揀麥穗的年齡了。懂得了我說過的那些個話，都是讓人害臊的話。賣灶糖的老漢也不再開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婦了。不過他還是常常帶些小禮物給我。我知道，他真的疼我呢。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倒真是越來越依戀他，每逢他經過我們村子，我都會送他好遠。我站在土坎坎上，看著他的背影，漸漸地消失在山坳坳裏。
年複一年，我看得出來，他的背更彎了，步履也更加蹣跚了。這時，我真的擔心了，擔心他早晚有一天會死去。
有一年，過臘八的前一天，我約摸著賣灶糖的老漢，那一天該會經過我們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經落盡葉子的柿子樹下，朝溝底下的那條大路上望著，等著。
那棵柿子樹的頂梢梢上，還掛著一個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讓冬日的太陽一照，更是紅得透亮。那個柿子多半是因為長在太高的樹梢上，才沒有讓人摘下來。真怪，可它也沒讓風刮下來，雨打下來，雪壓下來。
路上來了一個挑擔子的人。走近一看，擔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個賣灶糖的老漢。我向他打聽賣灶糖的老漢，他告訴我，賣灶糖的老漢老去了。
我仍舊站在那棵柿子樹下，望著樹梢上的那個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紅得透亮的色澤，依然給人一種喜盈盈的感覺。可是我卻哭了，哭得很傷心。哭那陌生的，但卻疼愛我的賣灶糖的老漢。
後來，我常想，他為什麼疼愛我呢？無非我是一個貪吃的，因為生得極其醜陋而又沒人疼愛的小女孩吧？
等我長大以後，我總感到除了母親以外，再也沒有誰能夠像他那樣樸素地疼愛過我——沒有任何希求，沒有任何企望的。
真的，我常常想念他。也常常想要找到，我那個皺皺巴巴的，像豬肚子一樣的煙荷包。可是，它早已不知被我丟到哪裏去了。
《揀麥穗》是一個已經人到中年、曆嚐了人生百味的人對於童年的回眸，有趣、溫馨，也有淡淡的憂傷和苦澀。
文章對童心的描寫十分獨到。兒童的特點不在於說特別幼稚的話，常常在於模仿著大人的語言和行為卻有著真正兒童的心思。文章中的“我”，在跌跌撞撞地跟在大姐姐後麵揀麥穗的時候，就說出了“我要備嫁妝哩！”這樣成人化的語言，可進一步追問她要嫁誰，為什麼要嫁給他時，她說出了隻有兒童才有的心思，要嫁賣灶糖的老漢，為的是可以天天吃灶糖。這是一個又窮又貪吃的孩子在表達她的生活理想，兒童的天真無邪通過這個“反兒童化”的情節表露無遺。這是文章最為獨出心裁之處。
小女孩的天真無邪給孤苦漂泊的老漢帶來了難得的快樂，於是他回報給她很多的疼愛。張潔把這一老一小之間的情感交流寫得十分純淨動人，令人悵惘。
除此之外，我們不應忽略文章開頭的描寫，即對於農村姑娘們揀麥穗時伴隨的幻想以及進入現實婚姻後幻想的變味的描寫，那是一個對於生活有過深切體驗，做過夢又夢醒過的人才能寫出的人生滋味。
王小波
王小波（1952—1997年），學者，作家。生於北京。1968年去雲南插隊；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商業管理；1984—1988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獲碩士學位後回國，曾任教於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後辭職專事寫作；1997年病逝。王小波的創作，從體裁上說，主要是小說和散文。小說的代表作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稱之為“時代三部曲”。他本人最為看重的是他的小說創作，但是，王小波數十萬字的雜文隨筆卻給他帶來了更大的聲譽。作為當代一個有思想的和特立獨行的文人，可以說，王小波的思想在雜文中表達得最為充分自由。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插隊的時候，我喂過豬，也放過牛。假如沒有人來管，這兩種動物也完全知道該怎樣生活。它們會自由自在地閑逛，饑則食，渴則飲，春天來臨時還要談談愛情；這樣一來，它們的生活層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陳。人來了以後，給它們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頭牛和每一口豬的生活都有了主題。就它們中的大多數而言，這種生活主題是很悲慘的：前者的主題是幹活，後者的主題是長肉。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可抱怨的，因為我當時的生活也不見得豐富了多少，除了八個樣板戲，也沒有什麼消遣。有極少數的豬和牛，它們的生活另有安排。以豬為例，種豬和母豬除了吃，還有別的事可幹。就我所見，它們對這些安排也不大喜歡。種豬的任務是交配，換言之，我們的政策準許它當個花花公子。但是疲憊的種豬往往擺出一種肉豬（肉豬是閹過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勢，死活不肯跳到母豬背上去。母豬的任務是生崽兒，但有些母豬卻要把豬崽兒吃掉。總的來說，人的安排使豬痛苦不堪。但它們還是接受了：豬總是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