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典籍，是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先秦”一詞，包含廣狹二義。廣義的“先秦”，指秦代以前的各個曆史時期；狹義的“先秦”，指秦代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本書指的主要是狹義。“典籍”一詞，也有不同涵義。對於先秦人來說，當時的書籍並非都是經典的；而對於今人來說，先秦時期遺留下來的文獻材料，無疑都是經典的論著。就“先秦典籍”而言，可以泛指先秦時期的所有文獻書籍，也可特指先秦時期的主要經典文獻。必須說明的是，本書所謂的“先秦道家典籍”，並不是指先秦時期道家學派的所有著作，而是僅指先秦時期道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主要就是《老子》和《莊子》。先秦典籍雖然傳世的不多，但也有數十種。這些傳世的典籍，包羅萬象，很難用一種簡單的分類法來劃分清楚。“五經”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典籍，如《荀子·勸學》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再如《莊子》中也經常談到先秦典籍的情況：
孔子謂老耼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莊子·天運》）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嚐啟齒。”（《莊子·徐無鬼》）
古之人其備乎！……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子·天下》）在諸子百家之學出現之前，人們主要學習的教材就是“六經”；後來，隨著著書立說風氣的流行，又出現了許多新的典籍。而這些典籍並沒有如數保存下來，隨著時代的推移逐漸流失，尤其是秦始皇“焚書”之後，能得以流傳後世的就屈指可數了。因此，到了漢代對先秦典籍的種類和數量，已經不是很清楚了。如班固《漢書·藝文誌》在總結先秦傳世典籍的分類情況時，認為：
先秦道家典籍，是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先秦”一詞，包含廣狹二義。廣義的“先秦”，指秦代以前的各個曆史時期；狹義的“先秦”，指秦代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本書指的主要是狹義。“典籍”一詞，也有不同涵義。對於先秦人來說，當時的書籍並非都是經典的；而對於今人來說，先秦時期遺留下來的文獻材料，無疑都是經典的論著。就“先秦典籍”而言，可以泛指先秦時期的所有文獻書籍，也可特指先秦時期的主要經典文獻。必須說明的是，本書所謂的“先秦道家典籍”，並不是指先秦時期道家學派的所有著作，而是僅指先秦時期道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主要就是《老子》和《莊子》。先秦典籍雖然傳世的不多，但也有數十種。這些傳世的典籍，包羅萬象，很難用一種簡單的分類法來劃分清楚。“五經”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典籍，如《荀子·勸學》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再如《莊子》中也經常談到先秦典籍的情況：
孔子謂老耼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莊子·天運》）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嚐啟齒。”（《莊子·徐無鬼》）
古之人其備乎！……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子·天下》）在諸子百家之學出現之前，人們主要學習的教材就是“六經”；後來，隨著著書立說風氣的流行，又出現了許多新的典籍。而這些典籍並沒有如數保存下來，隨著時代的推移逐漸流失，尤其是秦始皇“焚書”之後，能得以流傳後世的就屈指可數了。因此，到了漢代對先秦典籍的種類和數量，已經不是很清楚了。如班固《漢書·藝文誌》在總結先秦傳世典籍的分類情況時，認為：
昔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昭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複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根據劉向父子的分類法，我們大致可以把目前可見的先秦典籍簡單分成三大類：一是經傳類典籍。相傳孔子編撰了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因《樂》已亡佚，故有“五經”之稱。由於這“五經”都經過儒家創始人孔子的編撰，所以後世學者習慣上把它視為儒家的經典。而事實上，孔子對這些源自史初的典籍隻是“述而不作”而已，所以應該把這“五經”看作先秦早期的典籍，而不能完全歸屬儒家。另外，“五經”在先秦時期的流傳過程中，一些闡釋經文義理的典籍也陸續出現，如《易傳》、《春秋三傳》等，大多是儒家的著作。由於這些著作與“五經”的關係極為密切，所以把經傳合在一類應該是比較合理的。二是諸子百家典籍。春秋戰國時期，學術上素有“諸子百家”爭鳴之稱，產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著作典籍。所謂“諸子”的稱呼，大概是始於西漢末期劉歆《諸子略》。所謂“百家”的提法，大概始於戰國中期，如《荀子·解蔽》篇雲：“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又如《莊子·天下》篇雲：“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按：因荀子與莊子生活的年代相近，而著書的年代難以確定，故不能確定是誰先提出“百家”的名稱。）至於“百家”的具體情況，現在已經不是很清楚了。漢初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指》中，認為先秦諸子百家中最有影響的，隻有儒、墨、道、法、陰陽、名六家（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到了西漢末期，人們所知道的隻有十家：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按：劉向之子劉歆《七略·諸子略》把先秦諸子歸為十家，即在司馬談所論“六家”的基礎上，增加了縱橫、雜、農、小說四家），同時又輕視小說家，所以又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漢書·藝文誌》）而從今天來看，陰陽、農二家的學說僅剩下零散的記載，不足以形成“典籍”；縱橫、小說二家的著作雖有個別傳世的，但又可能是成書於漢初以後，不能當作“先秦典籍”。如此而言，漢代所謂的“諸子百家”著作，實際上就隻有儒、道、法、名、墨、雜六家了。《漢書·藝文誌》把兵家列於諸子之外，可能是兵家著作在當時影響不廣的緣故。考慮到“百家爭鳴”的實際情況，應該把兵家典籍與“諸子百家”並列為一類才是合理的。三是其他類典籍。先秦時期，還有一些典籍是需要特別歸類的：既與“經傳”無關，又與學術流派無關的，如《國語》、《戰國策》、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山海經》、《穆天子傳》、《世本》等；新出土後再經過整理麵世的，如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據考證有大部分作品是作於戰國時期；可能是成書於先秦的典籍，如《文子》、《公孫龍子》等據傳是先秦作品，但又被懷疑是漢代以來的“偽書”。對於這些較為零散的典籍，要以一個主題來歸類是很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