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政治背景下，孫中山依靠其不懈的革命精神與具體實踐，以及對萬能政府的主張與分權學說，贏得了知識精英與人民大眾的尊重，孫主張的政黨政治符合國際時代潮流。然而，孫中山欲填補權威真空亦存在相當難度。第一，孫依靠的政黨從同盟會到國民黨到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均主要活動於中國南方或海外。其初期所建立的政權亦偏於南方一隅，它與北方的北京政府同時存在。第二，孫中山未能擁有忠於主義或政黨的現代化軍隊，大多依靠聯絡某個或某些地方實力派如吳佩孚、陳炯明等軍閥，作為統一全國與實現政治製度的工具，失敗後才意識到軍權的重要性，派蔣介石等人赴蘇考察，歸國後組建黃埔軍校。第三，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組織亦不嚴密，革命激情並未高漲，難以產生良好的先鋒模範作用，而其代表的階級利益亦不明朗。這也是孫中山一直對國民黨不甚滿意，並畢生試圖改造政黨的重要緣由。孫中山未能實現其政治目標，未能帶領國民黨統一全國。孫盡管堅持不懈革命，也廣泛運用了政治妥協。
但受民初權威缺失後光怪陸離的政黨政治的影響，國民黨難以在短期內造就足夠凝聚力，形成徹底的革命性。有論者認為，孫中山一生主要在中國度過，他無法完全超越中國專製思想土壤深厚的曆史語境，所以，從同盟會一直到他辭世，他與追隨者都在有意無意地塑造權威。由此，“孫中山”成為一個政治象征符號。孫去世後，中國完全處在了一個中央權威缺失，政令不通，地方政治與地方實力派不斷坐大的政治局麵。孫中山去世後，缺少革命激情的國民黨更為混亂，美國一位學者談道：“孫中山的去世留給黨的是一份分歧與混亂的遺產，黨內包括保守分子和共產黨人，商人和勞工，軍人和學者，這些身份互不相同的成員，他們隻是憑著含糊的三民主義原則聚集在一起。”因此，重建中央權威，恢複政治秩序成為繼任者必須考量的緊迫問題。
四、訓政初期國民政府的權威缺失
國民黨盡管擴展為一個全國性政黨，但其政權建立伊始的權威缺失，內部元老級人物紛爭不斷，黨內的派係林立製約了其在統一後實施訓政的成績。在大革命後期的“清共”更使其失去更多的支持者。當政治主體在支持者尚有較大欠缺的情況下，即便欲推行民主政治，采取五權憲法，亦會較多采取軍事手段，重新樹立政治權威。黨內威權的真空導致實力派的相互妥協與爭鬥，削弱了政治中心的控製力。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進行了一係列的分化與重組，通過北伐與“分共”後，於1928年10月最終完成了全國形式上的統一。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通過《訓政綱領》，確立訓政體製，基於五權憲法的五院製度建立。國民黨訓政體製的內涵是以黨治國。在孫中山的政製設想中，“真正的以黨治國，乃以本黨的主義治國，故本黨治國，是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這是本黨黨治最特殊的地方。本黨既主張以黨治國，所以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不便容許反對黨派之存在的”。孫中山表示以國民黨的主義治國，但始終強調國民黨在治權中的絕對支配地位，或者說以國民黨的專政作為主義治國的基本前提。
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欲恢複權威與重建秩序，需要幾個基本條件：一是政黨本身需要樹立權威，成為權威的核心，應當具有嚴密的組織，具有崇高的理念，具有堅強的領導能力，在危機時代還需高級的有革命激情。二是在人格魅力上具有說服力的黨魁或高度團結與富有戰鬥性且寬廣眼光的領袖群。三是無論政黨還是個人，需要具有曆史繼承的合法性。從現實觀之，雖曆經數年政治資源整合，訓政時期的國民政府形成了表麵上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麵，但為權力爭鬥的持續性顯示了中國傳統政治權力崇拜的特點。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任國民政府主席，但蔣在黨內並未擁有顯赫地位與對三民主義的解釋權。不過，依靠軍事起家的蔣介石的北伐完成及中原大戰的勝利，個人威望日增。1930年9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譚延闓去世後，蔣兼任了行政院長，逐漸具備了充當權威替代者的可能。在內外危機的壓力之下，國民黨內部對政治穩定的呼聲不斷高漲，媒體對權威的希冀不斷增加。同時，反對蔣介石集權或專權的聲音亦不斷增大，集權與反集權成為主要的政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