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戰敗，形成了要求進行政治變革的強大呼聲。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是近代以來謀求“千古變局”的重大事件，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盡管1898年戊戌變法僅僅持續了103天，卻奠定了清末新政的基礎。1901年，慈禧太後開始推行“新政”，1905年，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1906年又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此後，國內出現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激烈論爭。這些憲政思想的傳播與憲政行為的實踐，成為傳統皇權解體的重要因素，也是秩序重建的希望。
清末新政的實施，麵臨兩個直接問題：一是清政府在各地編練的新軍，一旦政府無法控製軍隊，則現代化的軍隊易於成為軍隊長官的私產；二是中央政府允許地方督撫負有理財之責，默許地方政府財政相對獨立。如此，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離心加速進行。當中央權威旁落之時，地方自治呼聲不斷高漲。晚清政府無論如何進行改革，已無法重建中央權威或皇帝個人權威。新政未能挽救危局，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覆滅。不過，正因晚清新政，中國的思想界與理論界基本認同了政黨政治的理念，試圖實行如英美國家的內閣製或總統製的政治模式以重建秩序，恢複法統，民主共和理念在動蕩的政局中艱難成長。
三、民初集權製度的解構
辛亥革命之後，中央集權製度徹底瓦解，整個社會處於失控狀態，啟動與推進現代化的政治條件喪失殆盡。中國政治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即中央失去駕馭地方政府的能力。從此，中國開始了艱難曲折的政治秩序重構之路。
這種集權政治的重構之路與近代民主理念的不斷深入是同步進行的。在清末民初政治改革的潮流中，改革重心在於模仿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近代民主政治製度。當中央集權製度瓦解之後，傳統製度在維護社會秩序所體現的價值重新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渴望穩定的生存環境是東方農業社會民眾的基本需求。盡管民主製度在對集權政治的衝擊中體現了強大的力量，但並不能在短期內與徒有民主共和稱號的新生政權完全融合，因為民主憲政的培育需要較長時間，也需要發達的工業社會為其提供充足的物質基礎。
在政治權威的真空中，短期內既然無法產生權威的替代者，以政黨政治方式實現權威的替代，成為了諸多精英或革命者的殷殷期待。宋教仁認為，民主憲政的前提是政黨政治，認為“立憲政治，以代表國民公意為準則，而最適於此製者，則莫如政黨政治”。此後，政黨運動、內閣之爭、國會選舉等現代政治的表現形式進入了我國政黨政治的實驗期，展現了一幅五光十色的政治圖畫。政黨政治不僅突破了中國傳統政治模式，而且推動了中國政治的近代化進程。從本質而言，它是一種權威模式向另一種權威模式轉換的必經階段。
因政治權威的缺乏，民初中國的政治自由度相對寬廣，各種政治改革呼聲此起彼伏，多種救國思潮紛至遝來。時人注意到了民國初期的政治改造，比如廢督裁兵，禁止武人組閣，確立地方製度，劃分稅製、確立議會政治、改良司法製度等等。“自非袁莫治之說興，而中央集權之聲浪，一時甚盛”，“遂以釀洪憲之變”。“今所謂中央集權者，直為二十餘省之督軍集權耳，以一念之差，至陷國家於萬劫不複之地。”該書由伍廷芳題寫書名。換言之，民初的政治改革未有多少實際效果，不得不讓論者對恢複中央集權寄予希冀，以圖盡快結束紛雜的政治局麵。被寄予厚望的政治主體是充滿革命精神的現代政黨，或革命政黨中的某個領袖，蘊含著對傳統政治個人權威複活的期待。
在權威的重構中，袁世凱最有希望成為權威的繼承者。當袁取代孫中山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通過修改《臨時約法》，改內閣製為總統製，解散國會，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以建立強權政治。袁世凱已經具備了一定根基。第一，袁世凱編練了六鎮新軍，掌控了現代化的北洋軍隊，具備了以軍權穩定政治的有利條件。近代以來的政治權威大都建立於以武力為後盾的基礎之上，晚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失去了對軍隊的控製權才導致土崩瓦解。第二，袁世凱逼清帝退位，成為了締造共和的最大功臣。第三，袁世凱在推進近代的警察製度、工業製度等方麵博得了較好聲名，對楊度等憲政人士的尊重更展現其個人的重才品性。然而，袁終究無法走出傳統集權政治的藩籬，釀成了洪憲帝製複辟。民元中國對帝製徹底產生厭惡感，希圖永遠拋棄舊有專製集權製度與皇帝名號，盡管帝製時代的皇權專製內容並不能很快被帶入曆史的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