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時代公論》創刊號的“時事述評”認為，“國難會議不過是一種貢獻意見的一個谘詢機關，不像憲政國家的議會一樣，議決事項有強製政府執行的權力”。足可表明，“時代公論派”對國難會議的成效未抱很大的幻想。1932年4月1日，以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為主體的學人創辦了《時代公論》雜誌，楊公達任主編（後由阮毅成任主編），張其昀為總發行人。《時代公論》社的核心成員有杭立武、梅思平、薩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國政治學會的一些骨幹成員。中國政治學會曾於1932年9月在南京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政治學者的組織。選出了周鯁生、浦薛鳳、錢端升、王艇生（王世傑）、杭立武為常務理事，並由杭立武為總幹事，負責處理日常事務。五個月之後，張氏辭去了《時代公論》總發行人的職務。《時代公論》為周刊，除政論文章外，刊登時事述評、讀者論壇及通訊，也出版專刊。如第25號作為“九一八國恥紀念專刊”，第33號作為“抗日方案征文專號”，第40、41號作為“新年特大號”，第65、66號作為“憲法問題專號”，第92、93號作為“新年號”。自1932年4月1日出版至1935年3月22日休刊，共出版了156期。據不完全統計，前後有206人在該刊上發表政論性文章842篇文章。統計期刊中缺第6、10、11、67、72、110、118號，且未包括時事述評、通訊及詩歌。以平均每期5.4篇文章計，所刊文章總數約略880篇。主要撰稿人如下表。
22位主要撰稿人共發表文章395篇，占總篇數的46.9%。上述人員中大多有留學國外的經曆，政論水準較高，具有現代政治知識背景與追隨國際潮流的可能性。在撰稿人中，楊公達所撰文章最多。據不完全統計，除時事述評外，楊共寫了63篇，從該刊的第1號到48號，即發表了27篇政論性文章。其中關於政治的有20篇，譬如《實現民主政治的途徑》（第1號）、《折衷主義與中國政治》（第3號）、《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4號）、《國民代表會的選舉》（第6號）、《再論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7號）、《灰色政治與姑息政治》（第10號）、《三論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11號）、《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第13號）、《國民黨複興論》（第16號）、《外交隻是方法嗎？》（第17號）、《請拿出“慷慨歌燕市”的精神》（第20號）、《汪精衛先生辭職索引和責任內閣製的崩潰》（第21號）、《革命的回憶與國民黨的複興》（第23號）、《國難政府應強力化》（第24號）、《“九一八”以來的中國政治》（第25號）、《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家》（第31號）、《我的意見是時代錯誤的嗎》（第34號）、《告三中全會中央委員》（第37號）、《對三中全會提案的一點意見》（第38號）、《和平奮鬥救中國》（第40、41合刊）。關於法律的1篇，有《關於民選立法監察委員》（第2號）。關於中日問題分析的有6篇，有《人自為戰的抗日》（第19號）、《抗日的途徑》（第27號）、《李頓報告書與中國命運》（第29號）、《戰呢？和呢？》（第42號）、《怎樣戰？》（第43號）、《時局的開展與對日殊死戰》（第48號）等。
伴隨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時代公論》創刊號的“時事述評”認為，“國難會議不過是一種貢獻意見的一個谘詢機關，不像憲政國家的議會一樣，議決事項有強製政府執行的權力”。足可表明，“時代公論派”對國難會議的成效未抱很大的幻想。1932年4月1日，以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為主體的學人創辦了《時代公論》雜誌，楊公達任主編（後由阮毅成任主編），張其昀為總發行人。《時代公論》社的核心成員有杭立武、梅思平、薩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國政治學會的一些骨幹成員。中國政治學會曾於1932年9月在南京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政治學者的組織。選出了周鯁生、浦薛鳳、錢端升、王艇生（王世傑）、杭立武為常務理事，並由杭立武為總幹事，負責處理日常事務。五個月之後，張氏辭去了《時代公論》總發行人的職務。《時代公論》為周刊，除政論文章外，刊登時事述評、讀者論壇及通訊，也出版專刊。如第25號作為“九一八國恥紀念專刊”，第33號作為“抗日方案征文專號”，第40、41號作為“新年特大號”，第65、66號作為“憲法問題專號”，第92、93號作為“新年號”。自1932年4月1日出版至1935年3月22日休刊，共出版了156期。據不完全統計，前後有206人在該刊上發表政論性文章842篇文章。統計期刊中缺第6、10、11、67、72、110、118號，且未包括時事述評、通訊及詩歌。以平均每期5.4篇文章計，所刊文章總數約略880篇。主要撰稿人如下表。
22位主要撰稿人共發表文章395篇，占總篇數的46.9%。上述人員中大多有留學國外的經曆，政論水準較高，具有現代政治知識背景與追隨國際潮流的可能性。在撰稿人中，楊公達所撰文章最多。據不完全統計，除時事述評外，楊共寫了63篇，從該刊的第1號到48號，即發表了27篇政論性文章。其中關於政治的有20篇，譬如《實現民主政治的途徑》（第1號）、《折衷主義與中國政治》（第3號）、《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4號）、《國民代表會的選舉》（第6號）、《再論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7號）、《灰色政治與姑息政治》（第10號）、《三論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11號）、《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第13號）、《國民黨複興論》（第16號）、《外交隻是方法嗎？》（第17號）、《請拿出“慷慨歌燕市”的精神》（第20號）、《汪精衛先生辭職索引和責任內閣製的崩潰》（第21號）、《革命的回憶與國民黨的複興》（第23號）、《國難政府應強力化》（第24號）、《“九一八”以來的中國政治》（第25號）、《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家》（第31號）、《我的意見是時代錯誤的嗎》（第34號）、《告三中全會中央委員》（第37號）、《對三中全會提案的一點意見》（第38號）、《和平奮鬥救中國》（第40、41合刊）。關於法律的1篇，有《關於民選立法監察委員》（第2號）。關於中日問題分析的有6篇，有《人自為戰的抗日》（第19號）、《抗日的途徑》（第27號）、《李頓報告書與中國命運》（第29號）、《戰呢？和呢？》（第42號）、《怎樣戰？》（第43號）、《時局的開展與對日殊死戰》（第48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