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進一步分析撰稿人的構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中央大學知名教授，除以上主要骨幹人員外，尚有程紹德（經濟係教授）、葉元龍（人口學教授）、曹翼遠（教育學教授）、何浩若（哲學教授）、繆鳳林（史學教授，曆史係主任）、向達（曆史係教授）、汪辟疆（中文係教授）等。第二類是在某領域有突出成就的其他東南學人，有的曾在中央大學短暫任教過，如徐悲鴻（藝術家）、陶希聖（思想家）、王禮錫（詩人）、劉運籌（原任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1932年任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農業經濟專家）、陳茹玄（法律專家，參加了“五五”憲草的起草工作）、陳長蘅（人口學家、經濟學家，立法委員）、衛挺生（財政專家、立法委員）、彭年鶴（司法專家）、李成謨（教育專家）、周穀城（史學家）、竺可楨（氣象學家）、梅汝璈（法官，後來參加了東京審判）、馬寅初（人口學家、經濟學家）等。第三類是與政府部門聯係緊密的政論家，如吳昆吾（司法院參事）、吳鐵城（政府要員）、陶履謙（內政部官員）、師連舫（內政部科長）、吳頌皋（內政部官員）、林桂圃（國民黨理論家）、雷震（著名政論家）、冼榮熙（黃埔軍校政治教官，立法委員）、田炯錦（監察委員）、鄧深澤（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校訓練教官）、彭學沛（代理內政部長）、朱家驊（政府要員）、成天放（國民黨理論家）、管歐（內政部科長）等。可以認為，以《時代公論》聚集的學人是一個以中央大學教授為主體，囊括了諸多東南學人、範圍較廣的學術團體。
《時代公論》三年中辦刊的宗旨非常明確，楊公達在“休刊的話”中談道：“願我們讀者不要完全忘記了我們三年來的主張：於黨要求恢複總理製，於國要求組織強有力的政府，於教育以適合國民生活之需要為方針，於社會厲行救濟事業，特別是替青年學生呼籲……”該刊主要討論政治學理，呼籲拯救國難，爭論國民政府政治製度的選擇與改進、探索解決中國民族危機的出路，也較多關注教育、經濟與社會發展等諸多方麵，並用大量篇幅介紹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及外交關係。
二、《時代公論》對集權政治的主張
針對國民政府麵臨的危機，如何拯救國難，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這是輿論界所關注的問題。大體而言，輿論界對政製變遷的基本主張可以歸結為兩種：一種是要求以民主方式納諸更廣泛的人參與於政治之中，製定憲法，推行民主政治；另一種是主張重新回歸中央集權製度，通過組建強有力的政府以應付危局。如果說以北方學人為代表的“獨立評論派”通過“民主”與“獨裁”的爭論，最後由讚成獨裁的觀點占了上風，至少還存在一個爭論過程的話，以中央大學為中心層的南方學人如楊公達、樓桐孫、梅思平、薩孟武等以《時代公論》聚集地的“時代公論派”，一致為加強中央集權，擁有一個堅強領袖，實行政府的強力化而搖旗呐喊，並對國民黨現實中的組織缺陷提出了改進的期待。
其一，呼喚強有力的元首製。
應當說，《時代公論》自創刊之日起，就主張國民政府應當采取集權製度，為抗戰做充分準備。1932年4月1日，楊公達在該刊的創刊號上撰文指出，“政治製度的良否，在其能否適應環境為斷”，“黨治固不能適應現在中國的環境，歐美式的民主政治又豈能適應現在中國的環境”？薩孟武提出：“目前中國急宜解決的，隻要二個問題：在中央，趕快建設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在地方，趕快振興農村經濟。”建立強有力的政府顯然是出於對汪、蔣分權後行政院軟弱無力狀態的擔心，且為改變這種狀態的一種意圖表達。
針對輿論界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采用憲政體製的呼聲，“時代公論派”進行了反駁。楊公達認識到，“開放政權是朝野多數人的意見，是無可異議的了”，但如果國民黨內沒有一個被大眾所廣泛接受的領袖，開放政權又如何談起。“尤其是國民黨的領袖，或意氣是尚，或權力是爭，把整個的黨，弄得天翻地覆，分崩離析。一方麵要訓政，他方麵要憲政；一方麵要黨治，他方麵要民權，使人民如墜五裏霧中，莫知所從。”如此開放政權，勢必使國家喪失集中力量拯救國難的能力。麵對日本的入侵，楊公達反對國民政府的軍政分立，讚成國民黨采用武力方式應付危局。他認為：“政府應亟謀軍權統一，以做政治的後盾；政權統一，以做軍事的後盾。至於國民黨，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約法三章治天下，就當以馬上治天下。”麵對每況愈下的時局，楊公達呼籲，今後要使中國變為一個有組織的國家，“自然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使中央政府存在和健固，自然要國人信仰中央政府”，“所謂信仰政府，就是要信仰政府這個組織，信仰這個推動一切的發動機，並不是不計一切的強信組織政府的人”，“如今政府要具備的條件，是要強而有力”。這種“強有力”自然不能建立於開放政權的基礎之上。
在呼籲建立“強有力”政府的同時，“時代公論派”不忘為這種製度尋找世界潮流的依據，指出建立“強有力”政府的必要性。袁道豐認為：“欲打開新局麵，必須政府的組織能適應世界潮流，亦必須政府擁有堅強的權力。即如何造就一健全之中心領袖人物，及組織一嚴密堅強的團體。舍此一切都是空談。”這種論調與世界流行的法西斯主義不謀而合。如果一個政府不能“強有力”，又何以推行政令於全國呢？師連舫從日本侵略中得出一些看法，“組織不健全的國家，不足以應付外來的侵略”，這樣的國家就是“無中心的、無軌道的、無權力的、無係統的一個無機體——死體”。他進而反問道：“我們的政府的權力真能夠實行於全國嗎？”“為什麼我們不抵抗？為什麼我們的抵抗隻是局部的？為什麼我們一方在對日作戰，一方還有人在後方火並？”一連串現實問題的拷問，其答案就是國家的政治不能完全統一，政府不夠強有力。薩孟武從立法的角度指出了由立法部的優越，變而為行政部的獨裁，乃是現今各國政治的趨勢。國民政府應當“非實行行政部獨裁不可”。所以，有論者高呼：“我們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所謂統一，不是形式上的統一，是實質上的統一；不是公文上的統一，是政令的統一；不是製度的統一，是權力的統一。一個統一的國家，最低限度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一是整個而統一的施政計劃。”如何才能建立強有力的政府？楊公達指出：“強有力就是要解決兩個問題：機能的運用，和運用的得當。”楊讚成取消五院製，不如采用元首製。“目前的問題，在如何增加行政效率和如何使國際信仰中國政府的穩固，如何使人民信仰中央政府而不存在五日京兆之心，要辦到這些，非使人人集中視線於中心力量的代表，這代表當以元首為最宜。”在“時代公論派”看來，政府威信的建立是強有力政府建立的關鍵，而這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袖。楊公達認為，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家應當具備的起碼條件有：“是求實際，不尚空談”、“誠實勿欺，恪守氣節”、“要顧全大局，不要隻為自己打算”、“要一切責任，挺胸擔當”、“要有魄力和犧牲精神”、“要深謀遠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