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批評國民黨的組織缺陷。
《時代公論》讚成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的同時，不少文章展開了對國民黨的批評，批評的背後蘊含著對國民政府分權體製及國民黨組織問題的不滿。“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部嚴重分化，按照楊公達的描述，兩年以來，由於日本的入侵，國民黨實行訓政時權力分散的政治形態：
各省軍閥割據，天高皇帝遠，愈是邊疆，愈像是桃花源，不知有漢。盡管口口聲聲，秉承中央意誌，說得好聽，實際上誰不在那裏烏煙瘴氣做土皇帝。這是第一層。還有若幹省份，此連彼結，隱然自成一小朝廷，幾乎要在國際上另外取得一個國家的地位來強出頭說話，真行者，假行者，把外國人弄得如墜五裏雲霧中，摸不清頭腦，隻可說這真是個無組織的國家。這是第二層。剩下的是“宕在空中打秋千”的中央，隻落得個尾大不掉虛有其表。這是第三層。這樣便是中國的政治形態。
楊公達的以上描述反映了國民黨內缺乏權威的組織現狀。梅思平指出，國民黨的以黨治國，至少有下列三種不利之點：（1）黨既然自認為是一個最高統治集團，於是黨與一般國民之間，儼然成了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界限，國民的政治責任心因之減弱，民治基礎亦無從培養。（2）黨既公然為統治機關，一則政治責任必直接集中於黨，政治上一有差錯，黨即成為怨府，全國輿論即以黨為攻擊之總目標。（3）黨即彰明較著的自為的太上政府，事實上又不許它黨參予政治，於是一切政爭都成為黨的內部執政，近年中國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其一因。“人家以黨治國，是不居其名而取其實；我們的以黨治國，是徒取其名。”楊公達也認為，國民黨的錯誤主要有：（1）居革命黨之名，行普通黨之實；（2）粉飾黨的統一，舍不得分家；（3）黨不自裁，而由他人裁之，責不自負，而由不負責者負之。這種錯誤的產生，“一切一切，不是黨的不好，而是黨員不好”，自救的辦法就是“黨政思想化，黨員職業化，黨部簡單化”。楊公達認為國民黨沒有使黨的政治思想深入發展與傳播。黨員需要從事職業，而不單純隻是從事黨務，黨部的機構太多。“欲國民黨有強固的組織，尤非有繼承孫中山之人為一黨之魁首以領導一切不為功，此極明顯之事實。”自然，強有力政府的核心是基於個人權威之上的集權政治。在這方麵，楊公達作為《時代公論》的主編，充當了集權政治主張的中堅。國民黨的組織缺陷隻有通過元首製或獨裁製才能得以拯救。程天放也認為：“我是讚成中國現在采用獨裁製的，就現在中國實際情形講，獨裁政治有成功的可能，而民主政治完全無成功的可能。”不難得知，從《時代公論》的政治主張而言，呼籲建立“強有力”政府是其辦刊的基本宗旨。
三、其他媒體的集權政治主張
國難期間，國民政府的政製改革一直是輿論界探討的焦點。除了《時代公論》的政論性文章呼籲建立強力政府之外，不少輿論探討了國民政府應當實行憲政還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在各種主張中，主要關係到國民政府的黨政關係問題、國民黨的組織問題、國民政府的領袖問題等等。如果說“九一八”後的初期，知識界對建立責任內閣製還存在幻想，試圖通過憲政方式達到國家上軌道的政治目的，到了1935年，由於國難不斷深重，國內民族主義不斷高漲，輿論界通過對政治製度的爭論後，感覺對憲政的無望與無助，轉而向政治權威靠攏，大多數傾向於采取政府集權方式，加強政府的職能尤其是行政院的職能，以拯救國難。無論其主張如何，大多數文章體現出了對國家和民族的強烈責任感以及期待加快政治改革的緊迫感。以下是輿論界討論政製改革時傾向於采取集權政治的幾個主要問題。
以上時論雖然在是否取消黨治、開放黨禁等問題尚存爭論，但大多讚成改革國家製度，加強國民政府的權力，行政院應當成為真正負責的內閣製，國家應當擁有一個權力中心。對實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或尊蔣為全國最高領袖方麵的態度相當一致。盡管這些論述並不能代表所有知識階層或媒體或政治參與階層的意見，但畢竟體現了內憂外患背景下國民政府政製改革的方向，即加強黨權，加強政府集權，加強領袖權力，以應付危局。張佛泉認為：“我們要承認，既然要政府，就要政治力量；既要政治力量，就要有‘專’的力量。我們相信，有權必‘專’，‘專’始有權；‘專’與‘權’是不可分離的名詞。”這些主張為國民政府進行政治製度的改革提供了輿論基礎，與國民政府行政院裁撤駢枝機關及提高行政效率的運動相得益彰。由於輿論界對集權政治的支持，1935年底行政院院長汪精衛遇刺受傷後，軍人權威蔣介石順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長，完成了軍政的結合，個人集權的目的最終初步實現。
四、輿論界支持集權政治的原因與作用
從上所述可知，30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出於對國家和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出現了“文人論政”的熱潮。國難時期的“文人論政”是中國曆代以來的一種風尚。熱議時政成為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常規武器，報刊雜誌成為知識分子擊濁揚清的神聖領地。文人也自覺扮演國難期間激發社會力量、從事政治革新的動力器。楊公達談道：“國家的解救，專靠武人與敵抗戰，是無濟於事的。文人如果袖手旁觀，隔岸觀火，或繼續的不爭氣，那國難的加重，必是一天深一天”，“但我人希望最低限度有文天祥、史可法再生，本天地的正氣，喚醒僵死的民族精神，創造民族的新意識。”有論者亦談道：“比較起來，20、30、40年代的知識分子是活躍一些，他們有較多的使命感，有更多的熱忱願意發表意見，討論國事，參與政治運動……在那三十年裏，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多數是支持政府的，能夠體諒政府的實際困難。”故而，知識分子雖然反感政府的不爭氣，反感國民黨內的派係紛爭以及不上軌道的政治，但他們所具有的感性並不意味著放棄他們的思維理性，對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於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之基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