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獨立評論》與《時代公論》的創刊
“九一八”後的國難期間，輿論界擔當著培養公眾批評意識，構建輿論空間，發揮以言論政，試圖監督政府的重擔。《獨立評論》的一位作者認為：“時代公論，獨立評論、鞭策、再生及其他好多的周刊，都生氣勃勃的起來批評政府，鼓勵民心，是國民黨執政以來的一個言論熱烈時期。”“獨立評論、時代公論有點像natioatesman，這些雜誌都是很有希望的。”盡管國民政府對報刊雜誌有較為嚴格的法律條文製約，但在國難背景下，論政的輿論空間是相當寬泛的。在這些輿論陣地中，《獨立評論》與《時代公論》是較為典型的刊物。
《時代公論》為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幾位教授為主體的學人所創辦，核心成員有楊公達、張其昀、杭立武、梅思平、薩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國政治學會的一些骨幹成員。該刊的政論文章猛烈抨擊國民政府的政治製度，呼籲政製革新，明確鼓吹集權政治。《時代公論》的主要創刊人與撰稿人長期以來被學術界視為體製內的知識分子，且刊物文章自身辯論相對於《獨立評論》較少，以楊公達為主的主要撰稿人明確主張領袖個人集權，要求建立強力政府，學術界對其關注較少，且在學術界的研究中被作為參考文獻亦少。《獨立評論》為自由主義大師胡適等人創辦，集中了北大、清華等大學教授為主體的自由知識分子群體，標榜獨立精神，自由表達政治主張，被學術界所廣泛關注並時有褒揚。李雲漢指出了《獨立評論》的言論代表了抗戰前五年間政治思想的主要趨勢。張太原全麵對《獨立評論》進行了研究，寫了《〈獨立評論〉與20世紀30年代政治思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一書，全麵探討了獨立評論文章所體現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同時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但全書並未探討《獨立評論》的輿論空間與政府製度變遷的關係。
第一，兩刊均在國難期間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後召開國難會議的背景下而產生。辦刊宗旨幾乎一致，均主張獨立精神與思想的自由發揮。
第二，兩種刊物的辦刊人及主要撰稿人由具有較強理論涵養且誌趣相仿的學者構成。從學科背景而言，《獨立評論》的主要撰稿人中，隻有張奚若、陶希聖、張佛泉三人為政治或法律出身。相較而言，《時代公論》的撰稿人大部分出身於政治或法律。
第三，無論是撰稿人數量還是刊發的文章篇數，主要撰稿人的稿件均約占到了一半。主編撰寫的文章特別多，兩種刊物的主編撰寫文章數均約為10%，在編排上或置於刊首或於後記中強調自己的觀點。
一、《獨立評論》與《時代公論》的創刊
“九一八”後的國難期間，輿論界擔當著培養公眾批評意識，構建輿論空間，發揮以言論政，試圖監督政府的重擔。《獨立評論》的一位作者認為：“時代公論，獨立評論、鞭策、再生及其他好多的周刊，都生氣勃勃的起來批評政府，鼓勵民心，是國民黨執政以來的一個言論熱烈時期。”“獨立評論、時代公論有點像natioatesman，這些雜誌都是很有希望的。”盡管國民政府對報刊雜誌有較為嚴格的法律條文製約，但在國難背景下，論政的輿論空間是相當寬泛的。在這些輿論陣地中，《獨立評論》與《時代公論》是較為典型的刊物。
《時代公論》為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幾位教授為主體的學人所創辦，核心成員有楊公達、張其昀、杭立武、梅思平、薩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國政治學會的一些骨幹成員。該刊的政論文章猛烈抨擊國民政府的政治製度，呼籲政製革新，明確鼓吹集權政治。《時代公論》的主要創刊人與撰稿人長期以來被學術界視為體製內的知識分子，且刊物文章自身辯論相對於《獨立評論》較少，以楊公達為主的主要撰稿人明確主張領袖個人集權，要求建立強力政府，學術界對其關注較少，且在學術界的研究中被作為參考文獻亦少。《獨立評論》為自由主義大師胡適等人創辦，集中了北大、清華等大學教授為主體的自由知識分子群體，標榜獨立精神，自由表達政治主張，被學術界所廣泛關注並時有褒揚。李雲漢指出了《獨立評論》的言論代表了抗戰前五年間政治思想的主要趨勢。張太原全麵對《獨立評論》進行了研究，寫了《〈獨立評論〉與20世紀30年代政治思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一書，全麵探討了獨立評論文章所體現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同時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但全書並未探討《獨立評論》的輿論空間與政府製度變遷的關係。
第一，兩刊均在國難期間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後召開國難會議的背景下而產生。辦刊宗旨幾乎一致，均主張獨立精神與思想的自由發揮。
第二，兩種刊物的辦刊人及主要撰稿人由具有較強理論涵養且誌趣相仿的學者構成。從學科背景而言，《獨立評論》的主要撰稿人中，隻有張奚若、陶希聖、張佛泉三人為政治或法律出身。相較而言，《時代公論》的撰稿人大部分出身於政治或法律。
第三，無論是撰稿人數量還是刊發的文章篇數，主要撰稿人的稿件均約占到了一半。主編撰寫的文章特別多，兩種刊物的主編撰寫文章數均約為10%，在編排上或置於刊首或於後記中強調自己的觀點。
第四，兩種刊物並未相互排斥。《時代公論》主要撰稿人如董時進、任鴻雋、張其昀、顧毓琇亦為《獨立評論》主要撰稿人。《獨立評論》創刊初期，均載有《時代公論》的要目。兩種雜誌表達的觀感雖有所不同，早期有相互學理上的批駁，但對國民政府的政治製度需要改革的意見卻是共同的事實。
因此，這兩種刊物的主張與辦刊進程與國難的背景密切相關，且在爭取相對寬泛的輿論空間中集中了該時代主要學者的觀點，既具有對時局的強烈觀感與個人情緒的表達，又具有紮實的學理基礎與嚴密的邏輯推理。
不過，辦刊之初，兩種雜誌在熱議時政時，對國家製度的意見並非一致。譬如，在召集國難會議問題上，胡適針對梅思平在《時代公論》第6號上的一篇文章，指責梅為政府派。胡適說：“政府派雖然勉強承認民意機關的必要，而處處縮小民意機關的權限。”胡適同時反駁了何浩若的《不關重要的國民代表會》（《時代公論》第6號）一文，也反駁了季廉在《國聞周報》第9卷第18期上的《憲政能救中國？》一文，指出其懷疑民主政治的功用，懷疑憲政。胡適認為：“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換言之，《獨立評論》創辦初期，胡適是以憲政作為刊物的輿論導向，並視為與“政府派”的區別。蔣廷黻對於梅思平關於憲法問題生成的演說表示了異議，撰文《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獨立評論》第1號）。梅思平在《時代公論》第11號上撰文《憲政問題答客難——答蔣廷黻、胡適二先生》，認為：“我總以為民主政治的進步，決不宜過於急促。”至於《時代公論》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立場，《獨立評論》的作者未能提供充分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