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公達在《時代公論》第4號發表《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主張組織清一色政府，陶希聖對此進行了批駁：“所謂清一色，乃是國民黨中最有力的一派。他主張這一派把別派放逐。”陶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在國民黨各派團結或互相殘殺，而是在國民黨各派即令團結仍不能夠救中國於危亡。”“楊先生把問題移到國民黨黨內紛爭，並且把眼光縮小到一派上去，完全是不能了解國民黨的現狀，不能了解國民的要求。這種論調也隻有住在勾心鬥角的南京的人會發出。”
胡適對楊公達在《時代公論》第23期上發表《革命的回憶和國民黨的複興》進行了反駁。胡適說，楊公達的文章“說到統一國民黨有漸進方法和非常手段兩種方式，他嫌漸進方法‘收效極為遲緩’，所以他傾向於那‘非常手段’的方式。這番話出自於國民黨中的一個學者的筆下，很可以使我們詫異”。胡適注意到了楊公達《時代公論》第24號的《國難政府應強有力》，其中主張取消五院製，采用元首製，並且提出了元首的條件。胡適說，楊公達《時代公論》第25期上的《九一八以來之中國政治》，宣告對於“精誠團結”的絕望，主張“與其多方麵的組織政府，不如一方麵的組織政府”。
顯然，《時代公論》的主張在胡適等“獨立評論派”看來是難以接受的。兩種刊物在創刊初期觀點難以接近，進行了相互的批駁。不久，兩種雜誌對責任內閣製的不滿以及對強力政府的支持，且極少刊發相互批駁的文章，意味著輿論爭論的逐漸減少或觀點相互接近。
二、《獨立評論》與《時代公論》對集權政治的態度
《時代公論》自創刊即呼籲建立強力政府，抨擊國民黨的組織缺陷，讚成實行集權政治，其主張一直未有變化。《獨立評論》一直存在國民政府政製改革的爭論。張佛泉認為：“國內刊物最認真討論政製問題的，恐怕便是《獨立評論》。”研究者注意到了胡適與蔣廷黻、傅斯年、丁文江等人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戰問題。其實，獨立社同仁盡管爭論激烈，對政製變遷的目的卻幾乎一致。換言之，在獨立社的爭論中，無論是讚成民主還是支持獨裁，都是關乎製度變遷的手段，而非製度變遷的終極結果，關注的是國民政府如何最終達成統一的局麵，拯救國難。傅斯年認為，麵對國難，“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今日國民黨的領袖，曰胡、曰汪、曰蔣。他們三人之有領袖地位，自然不是無因的。胡之人格堅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蔣之意誌有強力”。因此，“汪之行政院若塌台，我們頗想不出能有更好一個政府出來，能夠真有政府的效用”。盡管“汪尚是差強的”。傅斯年認為汪精衛當政的國民政府不盡如人意，但亦希望保持政府的穩定，通過政府製度改革以挽危局。翁文灝亦認為：“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而且要一個有力量能負責的政府。我們不應該破壞政府，隻希望政府不要破壞自己。”
丁文江在探討中國政治出路時指出：“在今日的中國，我們隻好用和平的手段，長期的奮鬥，來改革中國的政治。”“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絕對的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條件。”對於我們本身的努力，“第一，組織小團體，公開地討論我們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張的”。丁文江指出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在改革進程中能提供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強烈呼籲國民黨應該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高度負責。他認為：“政府是對國民黨負責任的，在這樣危急的狀態之下，而不能建立一個有力量負責的政府，這個責任應該誰負！”
蔣廷黻對中樞負責無人深為擔憂：“本來在1931年的政製改革，實行蔣、汪、胡為中政會三位一體的調和方案，但是胡漢民自回廣東之後，始終不肯北返。後來蔣介石到漢剿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這樣一來，中政會就形同虛設了。而汪三番五次的犯辭職病，弄得中樞總是負責無人。沒有人說南京好或國民黨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後的不可收拾。就是極不滿意南京的人——這種人並不少——也不願，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的來破壞南京的基礎。”
以上幾人如果對建立有力量的政府意見幾乎一致的話，胡適希望“最近幾年之內國中的智識階層和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能組織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助政府的幹政團體”，但亦希望“隻要有能負責任的領袖人物出來號召，在一種積極的、建設的、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目標之下，應該可以產生一個有計劃有力量的政治大組合”，表達了對傑出領袖的殷切期望。不過有論者認為胡適與蔣廷黻之間的“民主”與“獨裁”的論爭很大程度上源於胡適為汪精衛組成的利益集團以及蔣廷黻與蔣介石之間的利益相關性有關。形成的學術與權勢的依附。因而很大程度上便代表了權勢人物的政治主張。且不論胡適是否是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還是同情汪精衛的角度闡述自己的政治觀點。但對於應付國難時，政府應當有所作為這點是不可否認的。以至於有論者喊出：“中國現在沒有領袖，中國實際上需要領袖，誰配造中國的領袖，誰能做中國的領袖，我們是準備著擁護他的。”其潛台詞便是對1931年底責任內閣製之中樞負責無人現狀的強烈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