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這種政治人的特質在澳大利亞人端納那裏可以得到佐證。1934年10月端納陪同蔣氏夫婦進行了幾千裏的巡視。端納深信，在蔣夫人身上可以找到一條使中國加強的途徑，通過這條途徑可以將腐敗、無能和失敗主義消滅，端納對宋美齡表示了崇高的敬意。端納說：“蔣夫人，你像男人一樣思維。”端納認為宋美齡不是一個純粹的女人，而是將其當作獨立的政治家，寄國民政府的改革與前途於這位第一夫人，或者希望宋對蔣施加強大影響力。研究宋家三姐妹的傳記作家項美麗曾經寫道：“蔣夫人在旅途期間以自身的能力出現在公眾眼中。每日的演說克服了她的羞怯，像競選一樣的奔波勞頓使她的體力大為增強。……回到南京後，她了解到自己在丈夫身邊所能做的事。”顯然，宋美齡在公眾麵前拋頭露麵，展現出強勢政治的第一夫人風範。
宋美齡廣泛參與政治，從賢內助逐漸轉變為政治人，影響日漸擴大，對蔣介石的主張與行為產生了較大影響。據說，張靜江與李宗仁等人喝茶聊天時，曾忽然慨歎地說：“從前介石未和宋美齡結婚時，我凡向他有所建議，他莫不靜心傾聽，且表示考慮采納。今則態度完全兩樣了，大約已為宋美齡及其姐妹所包圍。”宋美齡通過婚後十年時間的磨礪，逐步奠定了自己特殊的地位，具有自己的政治主張與人際脈絡，形成了以其為中心的政治關係。如宋美齡操縱了“勵誌社”的實際權力運作，以該社為基礎，逐步形成了夫人係。勵誌社負實際責任的黃仁霖及後來頗被宋所器重的董顯光、吳國楨等人，他們大都具有留學美國的教育背景，長期忠於蔣夫人。據錢昌照回憶：“美齡原來無權。有一次我到廬山去，與蔣、宋美齡一同吃飯。宋美齡說她想在江西辦點慈善事業，請蔣撥些款，蔣叫她向熊式輝要錢。宋美齡說：‘他（指蔣）隨便批條子給別人，對我就吝嗇，Mr.，你說公平不公平’？可是後來，宋美齡的權越來越大。蔣接見外賓時，她做翻譯，從此判若兩人。”
不難理解，宋美齡的政治參與是在首先充當了賢內助的基礎之上，在女權伸張時期，逐漸成為政治人的。宋美齡充分發揮夫人的特殊身份，積極投入政治之中。這種政治參與無疑對蔣介石以個人集權為特征的權威政治的形成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三、宋美齡政治參與的效能：加速蔣個人集權的形成
宋美齡無論是作為賢內助還是政治人，其政治參與與中國的政治環境緊密相關，影響著中國的政治進程。正因如此，宋的政治參與體現出相互矛盾的兩麵：女性參政與阻礙民主發展。透過其政治參與，亦能觀察民國社會的政治狀態。袁偉時認為：“評價宋美齡的政治活動，同評價一切政治人物一樣，隻能有一個標準：是否有利於中國推進民主、自由、法治、現代化，維護國家獨立。”宋美齡的政治參與，與其理解為純粹的女性政治，不如理解為夫人政治。宋美齡的政治參與，在蔣宋相互需求的聯姻後獲得機遇。宋盡管未身居黨政要職，但通過第一夫人獨特的地位和身份，全力配合蔣建立個人權威的軍事與政治行為，在政治與社會領域留下了深深烙印，蔣宋連為一體。事實上，盡管宋美齡的政治參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伸張女權，倡導男女平等，尤其提倡每個家庭中的夫人對政治與社會活動的支持，但她並不反對男權政治，而是倡導夫人們盡量發揮自身能量，以對政治活動施加影響，宋在新生活運動中及其後的數次演說均有這種意圖。
宋美齡的政治參與是民國時期夫人政治的典型。民國時期，在男女平等新風尚的刺激下，女人開始大批進入政治領域，從而為夫人政治的盛行提供了機會。進而，國民黨大多數重要領導人的夫人們對政治較為熱心，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夫人們表現更甚。除蔣夫人宋美齡外，馮玉祥夫人李德全、李宗仁夫人郭德潔、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吳鐵城夫人楊慧珍、張學良夫人於鳳至等，都曾在政治活動中出盡風頭，為丈夫出謀劃策。她們打著女權主義的旗幟，以能過問政治為時尚。即使有些夫人沒有出任任何政府或社會職務，也不斷通過枕邊風或夫人之間的交際，幫助丈夫或左右丈夫的政治行為，甚至有時淩駕於丈夫之上發號施令。譬如汪精衛在政治生涯中受其夫人陳璧君的影響較大。1932年初，汪精衛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長，陳璧君開始幹預汪精衛的政事。甚至有人想見汪精衛，也得先通過她這一關。如有人與汪精衛談話時間稍長，她會當麵對客人下逐客令，且聲色俱厲。因此，一般人對陳璧君無不討厭。汪精衛則因怕麻煩而順從她的意誌，久而久之，也就習慣成自然了。這些夫人中，宋美齡依賴自身所受的西方文化教育、良好的家族背景以及丈夫的權勢，在眾多夫人中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