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後，蔣介石的個人權威逐步樹立。但是“10年之末，這個政權依然是國家複興的一個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機構仍然腐敗無能，政府機關充滿因裙帶關係而任命的人，他們很少有任職資格，不過讓政府機構充滿冗員和謀求私利的人員而已”。這樣的政府顯然無法真正擔當領導全國抗戰與複興民族的重任。正如1936年3月20日，陳之邁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中所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在北伐後一開始實行五院製和委員製，不符合當時百端待理，正需要有效率、能做事的政府的實際要求。設置的原因在於因人設製，安排黨中元老。他說：“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整個都走上了非常的狀況，但是‘九一八’以及以後的種種暴變，不但沒有使中央政府成為集中黨政軍的現象，那時既有的那種現象反被有作用的政客官僚，借著‘九一八’所產生‘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題目把他推翻，造成比‘九一八’以前的政府更軟弱無能的政府。”
正因國民黨內的衝突持續不斷，黨內高層未能團結一致，後進的蔣介石很難在短期內樹立高度的權威的個人集權。盡管大多數人認同蔣介石在抵禦外侮的特殊功能而認同蔣，但亦意味著蔣在構建新政治秩序的異常艱難。因為，他樹立權威所依靠的手段主要來自於軍權，但並非單純依靠暴力工具或武力。麵對地方實力派的反對，蔣常常利用政治妥協，盡量采取政治寬容。即使麵對共產黨，也能夠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實現雙方的第二次合作。全麵抗戰後，需要容納更多的抗日力量與政治派別，蔣建立了國民參政會等組織，有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抗戰期間民主黨派的出現，正是在集權政治背景下的產物。而真正的獨裁政治，很難留給其他政治派別自由發展的政治空間。
或許蔣本人並非一定崇尚集權，如蔣在1934年6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下任不做總統，不做院長，專意建設西南。”西安事變之後，蔣甚至想推汪為國民黨中常會主席。但在黨內紛爭、外患日急的政治環境中，黨權日漸衰微，政府信仰不濟，軍令難以號令，無奈之下，蔣憑借中國傳統與西方民主外衣而合成新的政治模式，那就是重新恢複已經喪失的權威治理模式，采取個人集權政治。柯偉林認為，蔣的集權過程導致“其利在行政改革和現代化的文職領導人勢必被孤立”。
此後，在全麵抗戰中，蔣介石擔任了國民黨總裁，個人威信進一步提高，個人集權正式完成。然而，抗戰並未削弱派係政治，抗戰建國綱領未能很好貫徹。但抗戰期間，國民黨之黨建未能跟隨時代的步伐，徒有政黨政治之名，而無其實。故而，戰後的蔣介石無法依靠政黨力量與政黨威信，推進憲政，注定了其政權的不穩定性。蔣介石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遇到具有堅強組織且以民主憲政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呼聲中，已經埋下了個人集權政治失敗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