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所謂“社會存在”，就是指中國社會的變革現實、發展現實、成功現實；所謂“社會意識”，就是中國學者對中國之“路”的求索、對中國之“道”的思考、對中國之“術”的認知。我一直認為“中國是一本天書”，正因為中國發展實踐是如此宏闊、如此偉大，我才會天天觀察中國、閱讀中國、研究中國，從中國大地發展變遷的客觀“社會存在”中抽象出關於中國的“社會意識”；我之所以天天用心思考、用心研究、用心寫作，不斷創新學術成果，不斷創意政策建議，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發展建設實踐為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素材，這是我形成“社會意識”的主要來源。
讀者自然會問：那麼，你這本書又是怎樣寫成的呢？我寫書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圍繞一個核心問題，如中國政治決策機製是如何運作的？又是如何不斷演變的？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什麼效果？與國外相比，特別是與美國相比，中國有什麼獨創性，有什麼政治優勢？中國又如何不斷改革和完善政治決策機製？這就需要長期思考、長期跟蹤、長期研究和長期寫作。同時，我作為公共決策研究者，本身也和中國決策機製的改善形成了互動關係。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我主要是通過國情報告來影響決策者（國情研究中心：《中國共產黨如何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0年8月14日），載《國情報告》，2000（63） ；胡鞍鋼：《黨的十六大與中國走向》（2002年6月12日），載《國情報告》，2002（增刊8）；胡鞍鋼：《十六大與新老交替》（2002年11月18日），載《國情報告》，2002（專刊1）；胡鞍鋼：《中國領導人新老交替的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2007年10月31日），載《國情報告》，2007（37）；胡鞍鋼：《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及其機製設計——以中共第十六屆為例》（2007年11月19日），載《國情報告》，2007（39）；胡鞍鋼：《關於加強黨中央民主決策製度建設的建議》（2010年3月15日），載《國情報告》，2010（5）；胡鞍鋼：《從政治製度看中國為什麼總會成功？》（2011年1月24日），載《國情報告》，2011（8）；胡鞍鋼：《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製”》（2012年3月12日），載《國情報告》，2012（專刊1）。），而本書是對這項研究的集大成和最新總結。
早在2000年8月我們就提出了應建立黨內民主監督製度，保證黨的領導人人事交替製度化、穩定化的建議。（如應依據黨章實行自下而上的黨內監督，特別是中央委員會對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監督，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央委員會的監督。除了黨章所規定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之外，應明文規定中央全會的職權，這包括：聽取和審查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務委員會的報告等。如應規定總書記的職權和任期、總書記缺位時的補選程序。此外，還應對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任職時間作出必要的限製，不宜過長（如不宜超過三屆任期）。今後領導人不宜以個人名義題詞、題字，凡在公共建築物和公共場所已有的領導人個人簽名應作適當處理。（參見國情研究中心：《中國共產黨如何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0年8月14日），載《國情報告》，2000（63） 。胡鞍鋼、康曉光、王紹光、周建明等參加研究。）在2002年6月12日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前，我在題為《黨的十六大與中國走向》的國情報告中特別指出，黨代會最重要的任務是選舉和決定黨的領導集體及領導核心，它關係到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向。這需要使領導人的交替能夠納入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的軌道。其重要標誌之一是，黨的領導人“到點退休”，而不是“半退”或轉任。重要標誌之二是，新一屆黨的領導機構成員（政治局常委、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進一步年輕化，應達到十三大的平均年齡水平。當時即使是在內部討論這些問題也是十分敏感的，有政治風險，提出這樣的大膽看法是需要政治勇氣的，而我是本著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提出了上述看法。我在國情報告的結語中提出，沒有變革型政治領導人中國不能加快發展；沒有良好政治製度中國則不能持續發展。從曆史的角度與曆史的評價來看，領導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國家製度建設，最重要的曆史貢獻是製度創新的貢獻。（參見胡鞍鋼：《黨的十六大與中國走向》（2002年6月12日），載《國情報告》，2002（增刊8）。）我希望能夠通過這些分析給中國領導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激勵。
後來的事實表明，我的這些看法與黨中央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2004年9月，江澤民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對這一問題作了介紹：“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前，從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出發，考慮到實現黨和國家高層領導新老交替的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我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退出中央委員會。”（江澤民：《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2004年9月1日），見《江澤民文選》，第3卷，6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大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黨的中央領導集體順利實現了新老交替。實際結果超出我的預期，也使全國和世界為之矚目。
同年11月在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後，我在題為《十六大與新老交替》的國情報告中分析了黨的領導人交替的曆史過程，既歸納了有益的曆史經驗，也總結了深刻的曆史教訓。我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建黨80年來，特別是1949年以來的曆史經驗表明，隻要黨內生活存在民主化、製度化，領導集體就穩定，也容易達成政治共識，促成中國發展的繁榮時期；反之則相反。中國穩定的核心是政治穩定；政治穩定的核心是領導集體的穩定；領導集體的穩定，核心是領導體製製度化、民主化、規範化和程序化。針對當時的做法有這樣的疑問：江澤民不是沒有全退嗎？我的回答是：其實江澤民的做法和當時鄧小平的做法比較類似，因為製度的建立不是一步到位的。我對黨的十六大的評價是，總體而言，中國領導人新老交替的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進程，一旦開始就會形成自身的發展邏輯，使其不可逆轉。參見胡鞍鋼：《十六大與新老交替》（2002年11月18日），載《國情報告》，2002（專刊1）。當時，我並不知道中央決定江澤民留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參見江澤民：《我的心永遠同人民軍隊在一起》（2004年9月20日），見《江澤民文選》，第3卷，6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決定胡錦濤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正如2004年9月江澤民所言：從黨的十六大到這次全會，我們黨、國家、軍隊的高層領導完整地實現了新老交替和平穩過渡。（參見江澤民：《我的心永遠同人民軍隊在一起》（2004年9月20日），見《江澤民文選》，第3卷，6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