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或者說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呢？我想從曆史、中國和世界三個角度加以說明。
首先，從曆史角度看，我們需要深刻理解中國政治製度創新與實踐的曆史，從黨中央領導機製的變遷中發掘對未來富有指導意義的規律性經驗。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列傳》）。對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來說，總結曆史經驗、汲取曆史教訓是其持續成長和不斷成熟的重要標誌，更是其未來長治久安、長遠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本書中，我們把目光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實行的集體領導機製。隻有深入了解這一機製的曆史由來，才能曉得今天這一集體領導機製是長達八十多年的一脈相承、不斷試錯的曆史產物，才能曆史地認識它的製度構建、製度變遷的邏輯，如同“讓曆史之鏡照見未來”。
的確，我們從曆史中發現“黨中央集體領導機製高效運行”與“黨的事業興旺發達”之間存在著充要條件關係：在“集體領導製”下，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通過集體交接班確保了領導集體的可靠性、穩定性和繼承性；通過分工與信息交流、集體學習、集體調研有效降低了決策信息和知識的不確定性、不對稱性和不完整性，有利於形成政治共識；通過成員間協作和集體決策機製有效減少了領導集體內部決策權力的不對稱性、過度集中性和失衡性，進而確保了黨和國家重大決策的科學、高效。隻要堅持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的五大機製，中國未來的重大決策就會持續不斷地獲得成功。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立八十多年來，特別是建國以來，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曆史啟示。
其次，從中國角度看，我們需要鮮明樹立衡量製度優劣與治理成敗的中國標準，增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政治自信。
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提出了一個核心的問題：黨和國家的各種製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究竟用什麼標準來衡量？他給出了十分清晰的回答。他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見《鄧小平文選》，2版，第2卷，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我把它稱之為“中國標準”或“鄧小平標準”。顯然，這些標準是基於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追趕者的角色，核心目標是趕上和超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涵蓋了經濟、政治和人力資本三個最重要的方麵，既簡單明了，又可以進行國際比較。假定人們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最先進、最發達、最民主，如果中國能夠實現這三條標準，那麼中國的製度就是有優勢的製度、比較好的製度、比較完善的製度。的確，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創新競爭，而創新競爭本質上是製度競爭。我們不怕競爭，也敢於競爭，中國正是在競爭中追趕，在競爭中超越。
那麼，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或者說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呢？我想從曆史、中國和世界三個角度加以說明。
首先，從曆史角度看，我們需要深刻理解中國政治製度創新與實踐的曆史，從黨中央領導機製的變遷中發掘對未來富有指導意義的規律性經驗。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列傳》）。對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來說，總結曆史經驗、汲取曆史教訓是其持續成長和不斷成熟的重要標誌，更是其未來長治久安、長遠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本書中，我們把目光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實行的集體領導機製。隻有深入了解這一機製的曆史由來，才能曉得今天這一集體領導機製是長達八十多年的一脈相承、不斷試錯的曆史產物，才能曆史地認識它的製度構建、製度變遷的邏輯，如同“讓曆史之鏡照見未來”。
的確，我們從曆史中發現“黨中央集體領導機製高效運行”與“黨的事業興旺發達”之間存在著充要條件關係：在“集體領導製”下，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通過集體交接班確保了領導集體的可靠性、穩定性和繼承性；通過分工與信息交流、集體學習、集體調研有效降低了決策信息和知識的不確定性、不對稱性和不完整性，有利於形成政治共識；通過成員間協作和集體決策機製有效減少了領導集體內部決策權力的不對稱性、過度集中性和失衡性，進而確保了黨和國家重大決策的科學、高效。隻要堅持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製”的五大機製，中國未來的重大決策就會持續不斷地獲得成功。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立八十多年來，特別是建國以來，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曆史啟示。
其次，從中國角度看，我們需要鮮明樹立衡量製度優劣與治理成敗的中國標準，增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政治自信。
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提出了一個核心的問題：黨和國家的各種製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究竟用什麼標準來衡量？他給出了十分清晰的回答。他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見《鄧小平文選》，2版，第2卷，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我把它稱之為“中國標準”或“鄧小平標準”。顯然，這些標準是基於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追趕者的角色，核心目標是趕上和超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涵蓋了經濟、政治和人力資本三個最重要的方麵，既簡單明了，又可以進行國際比較。假定人們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最先進、最發達、最民主，如果中國能夠實現這三條標準，那麼中國的製度就是有優勢的製度、比較好的製度、比較完善的製度。的確，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創新競爭，而創新競爭本質上是製度競爭。我們不怕競爭，也敢於競爭，中國正是在競爭中追趕，在競爭中超越。
人們不禁會問：中國是否實現了“鄧小平標準”？作者在本書第一章就給出了十分明確的回答：
第一，中國經濟總量快速追趕美國，並將在不久的將來全麵超過美國。
第二，中國已經造就了比美國更多的人才，並將在人才培養質量和人才創新成就上超越美國。
第三，中國已經創造了更具決策民主、決策共識、決策效率的更高更切實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本書僅以中共中央集體領導製度為例，與美國總統製進行了比較，已經顯示了極具中國特色、極具政治優越性、極富治理效率的民主決策製度。本書正是從這一視角，為世界揭示中國奇跡的政治奧秘。正因為此，中國就更需要不斷完善“集體領導製”，以做到如毛澤東所言“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最後，從世界角度看，我們需要為全世界提供關於“中國奇跡”、“中國道路”的權威解讀，為世界借鑒中國經驗提供最具價值的參考。
我們來看一看，國際上是如何重新認識中國、重新發現中國、重新評價中國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取得的成就歸因於對改革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發現它必須處在一個永恒的循環中：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調適性和靈活性。”（［美］沈大偉：《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5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牛津大學政治學係榮譽退休教授阿奇·布朗對中國共產黨給出了很高的評價：“是（這）一批優秀的共產黨人在中國彙聚了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思想的優秀特色，建立了一個成功的政黨。”（Archibald H.Brown，The Ri and Fall of unism，the Bodley Head，2009.）“這一批”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前北京分社社長馬利德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體製對中國的適應度超過許多人的想象，這是促成中國經濟大繁榮的重要原因。”（Richard McGregor：The Party: The Secret of as unist Rulers，Harper，2010.）我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不斷發現中國政治製度的獨特性和優勢。同時，隨著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製老化、僵化、更加難以調整，以及連續不斷地發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國外政要和學者將更加理性地關注和研究“中國製度”，特別是“集體領導製”。本書的作者作為中國學者，從內部角度觀察、分析和解讀中國政治，客觀地介紹中國政治事實，理性地總結中國政治經驗，展示中國政治智慧。我們還會與國際上知名的出版社合作出版外文版，真正“走出去”，引領當代中國研究的前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