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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作鬥爭”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語和英語招牌必須取消，甚至“純潔
的少女“（Englischen Fraulein）修道院的名稱也不得不修改，因為人民已
慷慨激昂，殊不知此處的“Englisch”（天使的、純潔的）乃是“天使”（Engel）
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魯撒克遜人。那些老實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貼上或者
蓋上“上帝懲罰英國”的字樣。社交界的婦女們發誓（並寫信給報紙），她
們一輩子不再說一句法語。莎士比亞被趕出德國舞台。莫紮特和瓦格納被趕
出法國和英國的音樂廳。德國的教授們聲稱，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國的教授
們聲稱，貝多芬曾是比利時人。他們肆無忌憚把精神文化財富象糧食和礦砂
似的從敵國抄來。那些國家成千上萬的公民每天在前線互相殘殺，這還不夠。
他們還互相在後方辱罵、中傷敵國已經死去的偉人—他們默默地在自己的
墳墓已經躺了幾百年了。這種精神失常越來越荒唐。從未走出過自己住的城
市和上完學以後再也沒有打開過地圖冊的廚房裏的廚師相信，如果沒有“桑
夏克“（波斯尼亞邊境的一個小地方），奧地利就無法生存。馬車夫在大街
上爭論：應該向法國提出哪些戰爭賠償，是五百億還是一千億，而他們並不
知道十億究竟有多少。沒有一座城市，沒有一個社會階層不陷入那種可怕的
仇恨的歇斯底裏之中。傳教士們從祭壇上說教，一個月前還把軍國主義譴責
為最大犯罪的社會民主黨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厲害，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
話不當“賣國賊”。那是無知的一代人的戰爭，恰恰是各國人民一味相信自
己一方事業的正義性，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
在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個星期，要想和某個人進行一次理智的
談話，漸漸地成為不可能了。最愛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
似的兩眼殺氣騰騰。我始終以為是堅定的個性主義者和甚至是④
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殘暴—中斷了國與國之間的任何聯係時
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時刻之一：它象一隻白鴿從住著亂
吼、亂踩、瘋狂獸群的諾亞方舟飛來。我不再感到孤獨，而終於又和相同思
想的人聯係在一起。我覺得我受到羅曼羅蘭泰然自若的堅強意誌的鼓舞。
因為我知道羅曼羅蘭在國界的那一邊是怎樣非凡地保持著自己的人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