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產生各種懷疑—他們懷疑日益貶值的貨幣，懷疑將軍、
軍官和外交官們，懷疑國家和參謀部的每一個公告，懷疑所有的報紙和它們
的報道，懷疑戰爭本身和它的必要性。當然，這絕不是由於我寫了那部劇本
而產生這種發人深省的結果，而是這種發人深省的結果使那劇本獲得了意外
的成功。我隻是用那部劇本說出了別人不敢公開說的話：對那次戰爭表示憎
恨，對勝利表示懷疑。
誠然，這種情緒要在舞台上用直截了當的語言表達出來，看來是不可能
的。因為如果這樣做，勢必會招來抗議，所以我認為必須放棄在戰爭期間看
到這第一出反戰劇的演出。然而，我卻突然接到蘇黎世市劇院經理的一封信，
他說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並邀請我參加首演儀式。我竟然
忘記了德語世界上還有一塊小小的、但卻非常珍貴的土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中也同樣如此），承蒙上帝恩賜，這是一塊置身於局外的、民主之地，在
那裏依然是言論自由，思想開明。毫無疑問，我立刻就表示同意。
當然，我開始隻能表示原則大同意；因為我同意是有先決條件的，這就
是當有關方麵允許我可以離開本國和工作崗位一段時間才行。幸好當時正碰
上所有的參戰國都設有一個稱為“文化宣傳部”的機構—而在現在的第二
次大戰中就根本不設立了。為了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思
想環境上的區別，有必要指出，當時那些在仁愛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國家、
領袖、皇帝和國王們在潛意識中對於戰爭還是感到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責
這個或那個國家是或者曾經是“軍國主義”，它們就會相繼進行反駁，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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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卑鄙的誹謗；與之相反的是，每個國家都競相表白、證明、解釋以致用事
實來炫耀自己是一個“文明國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人們在輿論麵前
總是把文化說得比強權高尚，卑視諸如“神聖的利己主義”和“生存空間”
這樣一些口號，認為這些口號是“不道德的”，他們認為最要緊的事情，莫
過於讓輿論承認他們在精神方麵作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貢獻。因此，各種文藝
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國家，德國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揮家率領的交響樂團到瑞
士、荷蘭、瑞典去演出，維也納也派出自己的愛樂交響樂團：甚至還四處派
出詩人、作家和學者，況且去的目的不是為了頌揚什麼軍事行動或者慶祝兼
並意向，而僅僅是為了通過他們的詩句和作品來證明德國人不是“野蠻人”，
來證明德國人並非隻製造槍炮或烈性毒氣，而且也創造全歐性的純粹的精神
財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我必須一再強調這一點——
還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勢力。一個國家的道德觀念和藝術創作還被視為
是戰爭中很有影響的力量，各個國家還都在爭取人們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
九年的德國那樣以非人的殘暴把這一切統統踐踏在地。所以，我以參加一出
劇的首演儀式為名申請到瑞士去度假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值得擔憂的最大困
難無非是這是一出反戰劇，劇中有一個奧地利人—盡管是以象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