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變了的媒介形式出版。同樣，我在那一瞬間—當時，
我在前廳申請人的長凳上坐等了一陣子之後，正被允許進入英國官員的房間
——才懂得，把自己的護照換成一張外國人身分證意味著什麼。因為以前我
曾有權要求得到我的奧地利護照。每一個奧地利領事館官員或者警察局官員
都有義務立即給我這個享有一切權利的公民填發護照。相反，我想得到那張
英國的外國人身分證，我必須去申請。那是一種申請得來的照顧，而且還是
一種隨時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顧。一夜之間，我又降了一級。昨天還是一位外
國客人，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位有身分的紳士，我在那裏支付我的外彙並納
稅，現在我卻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難者”。我被降至即使還不是不名譽的
那類少數人中間。此外，從此開始，每到一個國家，那張白色身分證上的簽
證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別申請。因為所有國家都對我突然屬於“那類”沒有法
律保護、無國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們那些人不象其他人，如果我們在那個
國家變得令人討厭或留住時間太長，必要時，我們就會被驅逐或者被遣返自
己的國家，我不得不想起幾年前一個流亡的俄國人跟我說的話：“早先，人
隻有一個軀體和一個靈魂，今天還得外加一個護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
樣被對待。“
事實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使人感覺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
過於限製人的行動啟由和減少人的自由權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屬於
所有人的。每個人想到哪裏就到哪裏，想在那裏待多久就待多久。沒有什麼
同意不同意，沒有什麼允許不允許。當我今天跟年輕人敘述我一九一四年以
前去印度、美國旅行的那些事情時，我總是高興地看著他們一再流露出驚奇
的神情，那時候不用護照，或者根本沒有見過護照。人們上車下車，不用問
人，也沒有人問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張表格，你一張也不用填。那時候沒
有許可證，沒有簽證，更不用說刁難；那些國境線隻不過是象征性的邊界而
已，人們可以象越過格林威治的子午線一樣同樣無憂無慮地越過那些邊界
線，而今天由於大家互相之間那種病態的不信任，海關官員、警察、憲兵隊
已經把那些邊界變成了一道鐵絲網。一直到一次大戰後，由於民族主義作祟，
世界才開始變得失常。而且，作為第一個看得見的現象，也是我們這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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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瘟疫，是對外國人的仇視：仇視異族人或至少是害怕異族人。人們到
處抵製外國人，驅逐外國人。早先對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現在都用在每
一個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麵、右麵、
側麵、正麵的照片；頭發要剪短到看得見耳朵，還必須留下指紋，起初隻需
要拇指，後來是所有十個指頭，此外，還要出示許多證明，健康證明，注射
防疫針證明，警察局證明，推薦信，還必須能夠出示邀請信和親戚的地址，
必須有品行鑒定和經濟擔保書，還要填寫、簽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
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張，那麼你也就丟失了自己。
看來都是些小事情。一開始我也覺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瑣事。可是由於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