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雖然處於漫長而艱辛的流浪漂泊中，但總能保持一種達觀的生活態度，充滿機智、諷刺、歡笑和道德的幽默成為他們驅散生活苦難的良藥，而且他們在笑聲中反躬自責。這是他們能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之一。
“巴比倫之囚”後開始了猶太民族曆史上的第一次大流散。那些寄人籬下的猶太囚虜深切懷念故國，渴望回到故土，但又沒有物質力量去實現這一願望，於是不得不求助於精神依托。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特殊的宗教救贖信念——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複國思潮在流散於巴比倫的希伯來人中應運而生。當時耶利米、以西結和以賽亞第二等先知將複國思想與宗教信念巧妙地結合起來，使宗教複國思潮逐漸成形。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國戰勝新巴比倫帝國，居魯士宣布“奉耶和華神諭”，讓巴比倫的猶太囚虜返回故國，還支持他們重建聖殿、複興猶太教。這樣，猶太宗教複國思潮因一個偶然機遇得到“證實”，從而影響大增。
然而兩個世紀後，亞曆山大東征軍占領耶路撒冷，猶太人光複故國的夢想化為泡影。此後猶太人又先後處於馬其頓、托勒密和塞琉古等希臘王國統治之下。雖然公元前42年猶太人在反抗塞琉古王朝起義中一度建立了獨立的馬卡比王國，但這次複國也隻是曇花一現，僅維持了百年左右。
隨後猶太人又處於羅馬帝國“鐵與火”的野蠻統治下。巴勒斯坦猶太人不斷揭竿而起，試圖以自己頑強不屈的武裝鬥爭推翻羅馬暴政，再度實現複國目標。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公元132—135年由巴爾·科赫巴領導的反羅馬起義。
從這次起義中所鑄造的硬幣上留下的銘文“以色列光複第一年”、“以色列第二年”、“耶路撒冷的自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猶太人強烈的複國願望。但起義行動的接連失敗以及羅馬統治者對起義者的殘酷鎮壓使猶太人對現實悲觀失望，於是為擺脫壓迫而祈求超自然佑助的觀念與日俱增，猶太人的宗教複國思潮再趨高漲並進一步體係化。
待到猶太人進入世界性大離散時期，由於猶太人的生存權利在一些地區，尤其是中世紀的歐洲備受踐踏，猶太宗教複國思潮得以進一步發展，並與猶太教神秘主義學說相結合，為廣大離散猶太民眾所虔誠信仰，以致在猶太人各散居地不時出現一些猶太人自稱“救世主”來實現複國目標的“彌賽亞鬧劇”。但其結局逐漸使猶太人的希望破滅。
近代之初，受到歐洲啟蒙運動和歐美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影響的猶太人，開始探索通過政治努力而非宗教途徑來實現返鄉複國的宿願。於是，猶太宗教複國思潮逐漸向政治錫安主義轉變。這時的猶太複國思潮已成為猶太文化傳統的固有組成部分，因而成為政治錫安主義的主要思想淵源之一。
事實證明，宗教複國思潮隻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空想，解決不了現實生活中麵臨的實際問題。到中世紀晚期和近代初期，歐洲的一些猶太精英們，開始探索通過非宗教的方式擺脫苦難的途徑。
也就在此時，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正在深刻地改變著歐洲的麵貌。新興的資產階級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登上了政治舞台，向封建專製和教會統治發起了攻勢。這股清新的啟蒙、改革之風也吹進了被高牆禁錮的猶太社區，使之受到衝擊和震動。
在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猶太精英們的領導下，一場相對整個歐洲啟蒙運動來說是遲到的、但卻在猶太民族複興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猶太啟蒙運動，終於在歐洲腹地興起了。
在歐洲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運動逐步演變為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過程中，一些歐洲國家已開始采取措施改善猶太人的境況，但真正使猶太人獲得解放的，還是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