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9月，革命後的法國製憲議會賦予所有猶太人以國家公民的權利。1807年2月，猶太教在法國首次享有與其他宗教在法律上平等的地位。在這前後，其他歐洲國家也紛紛宣布“解放”猶太人。
無論是歐洲各國政府的解放政策，還是猶太人自己“走出隔都”的啟蒙改革運動，均沒能使飽受苦難的猶太人從此真正地、永久地獲得自由平等的權利。
與此同時，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一個猶太資產階級已在歐洲形成，其經濟實力迅速增強。毫不誇張地說，到19世紀前半葉，若離開猶太金融世家（羅思柴爾德家族、歐希塔爾家族、奧本海默家族等），就沒有一個歐洲國家能夠發行債券。
在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社會地位逐漸提高的情況下，以資產階級為核心的各階層猶太人對自己受歧視、受迫害的現狀日趨不滿，認識到文化啟蒙和宗教改革不可能徹底改變這一狀況，僅有經濟實力也不足以維護自己的權益，因而開始探索解決問題的政治途徑。
在猶太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又吸收了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一批猶太知識分子開始對猶太民族傳統的返鄉複國思想進行改造加工，設計重建猶太國家，複興猶太民族，一勞永逸地解決“猶太人問題”的種種政治方案。政治錫安主義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曆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反猶主義有所減緩，但戰爭一結束，這股經久不衰的思潮馬上又抬頭了。
在波蘭，政府公然製定了歧視猶太人的經濟政策。在羅馬尼亞，出現了以把猶太人驅逐出境為公開目標的組織和運動。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削弱猶太人的經濟、文化領域中影響的傾向日益加劇，並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在蘇維埃俄國革命初期，猶太人的境況大為改善，反猶主義被宣布為非法，所有猶太人都獲得了平等權利，一些猶太人還擔任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但隨著階級鬥爭的擴大化和一批猶太領導人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被定為反革命，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又開始上升，使蘇聯境內的幾百萬猶太人再次處於困境之中。
希特勒於1933年初在德國上台，隨即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反猶運動。從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裏，這場運動從未間斷，而且逐步升級。從納粹的迫害、驅趕和“最後解決”，致使約有600萬猶太人死於納粹之手。
納粹大屠殺從肉體上消滅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但卻從精神上促成了猶太民族空前的大團結。當所有的猶太人都為民族的生存而殊死拚搏之時，阿茲肯納齊人與塞法迪人之間的差異，正統派、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隔閡，錫安主義運動內部各派別之間的歧見，俄國猶太人與德國猶太人之間的矛盾等，都顯得無關緊要了。
希特勒的反猶政策使歐洲猶太人不再是德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法國人、蘇聯人等，而僅僅是猶太人，從而使許多猶太人的民族意識大大增強。既然同化程度如此深的德國猶太人都無法生存下去，那其他國家的猶太人還有什麼希望呢？看來隻有一條路可走，去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這是絕大多數猶太人從大屠殺中悟出的一條道理。大屠殺為以色列建國及猶太民族和猶太文明的複興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和曆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