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樣說，並沒有忽視這樣一種情況：書法史上的有些著名書家乃是在一種“狂放不羈”的情感活動之中，來完成他們那“狂放不羈”的狂草之作的。譬如張旭的於“呼叫狂走”之後而“以頭濡墨”而書，懷素的“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之類。然而在我們看來，在絕不能忽視這種情況的同時，也是同樣不能忽視另外兩種情況的。第一，通觀書法史的總體狀況便會看得清楚而明白：書家之進行藝術創作，實有偏於情感化的和偏於理性化的兩種類型（其他藝術門類中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偏於情感化的可以情緒激昂、喜憂於色，偏於理性化的則可以從容不迫、信手拈來。因而，如果說張旭、懷素是偏於情感化的，那麼黃庭堅則是偏於理性化的。如黃氏就曾這樣寫道：“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界萬緣，蚊蚋聚散，未嚐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論書》）這兩種情況實際上各有優劣，難分軒輊；若以數量而論，則偏於理性化的人乃是大多數。第二，即便對那些偏於情感化的書家而言，他們在書法藝術中所要予以表現的，也不是他們在進行藝術創作時所身處其中的那一“具體情感活動內容”，而是他們早已“爛熟於心”因而意到筆隨地就可以予以表現的那一“普遍情感存在形式”。
應該說，以為書家在書法藝術中所表現的就是他們在進行藝術創作時的那一“具體情感活動內容”，這種觀念由來已久。譬如，韓愈在那篇振聾發聵、高屋建瓴的《送高閑上人序》中，就張旭草書創作所發的那一番關於無論“喜怒、窘窮”還是“酣醉、無聊”，隻要“有動於心”就“必於草書焉發之”的議論，很明顯就是主張書法藝術（至少也是狂草書）是以表現書家在創作過程中的“具體情感活動內容”為己任的。當今的一些表現情感論者，在理論支撐與源流上多以此說為本。然而，我們也注意到，韓愈在極力主張張旭以書言情的同時，又指出張旭在“觀於物”的過程中對於那些“可喜可愕”之處，也是要“一寓於書”的。這就是說，書法藝術也可以“狀物”（當然是書法藝術式的）。那麼，對於書法藝術而言，這“言情”與“狀物”之間又是一種什麼關係？是“言情”之中就有“狀物”嗎鑰若這“言情”之中真的就有“狀物”的話，則這所言之情就不應該是“具體情感活動內容”性質的，而應該是“普遍情感存在形式”性質的了。對於這些問題，不知韓愈本人是如何想的，在此我們也就隻能望文生義地作些猜想了。
最後，還有兩個問題也應該予以說明。首先，從“書為心畫”的美學層麵來看，表現情感尚不是這“心畫”的全部內容。眾所周知，這“心畫”內容的另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就是書家的精神世界中那屬於道義胸襟的方麵。在我們看來，就如同上述情感的表現一樣，這道義胸襟所表現的，也應該是那些具有普遍性、規律性與典型性，從而能夠引起人們的廣泛共鳴的東西。在這裏，書家本人的道義胸襟特征，應該成為這種“具有普遍性、規律性與典型性”的道義胸襟內涵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隻有這樣，書家才能通過對自己的道義胸襟特征的表現，而將這種“具有普遍性、規律性與典型性”的道義胸襟內涵表現出來。若僅僅表現出自己的一些純個體性質的道義胸襟，也是非藝術性質的、沒有什麼意義的（藝術絕不是一種可以與他人完全無關的純個體行為）。譬如，顏真卿書法中所充溢著的那種恢弘氣度與正大品格，就不僅是顏真卿本人的道義胸襟特色的一種形象顯現，而且更是那些光明磊落、剛正不阿、正氣凜然的忠臣義士們的共同道義胸襟內涵的一種形象顯現。顏真卿書法的光耀千古、永垂不朽，主要就在於它為這種“共同道義胸襟內涵”，找到了一種最完美的藝術表現形式。
其次，本文主要論述書法藝術的表現情感問題，因此所涉及的書體主要是狂草書。因為，狂草書是在表現情感方麵最具優勢的一種書體。所以這絕不意味著：隻有狂草書才能表現情感，或狂草書隻能表現情感。實際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第一，各種書體都有表現情感與表現胸襟等方麵的全部功能，因而每一種書體、每一件書作所展示的，都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心畫”世界；第二，各種書體在表現情感與表現胸襟等方麵所具備的能力，又的確各有長短、並不相同。譬如，行草書、狂草書更能夠表現那種狂放不羈的情感內容；端莊謹嚴的楷書更能夠表現那種堂堂正正的道義胸襟內涵；等等。這已經是人們普遍認同的了。
我們這樣說，並沒有忽視這樣一種情況：書法史上的有些著名書家乃是在一種“狂放不羈”的情感活動之中，來完成他們那“狂放不羈”的狂草之作的。譬如張旭的於“呼叫狂走”之後而“以頭濡墨”而書，懷素的“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之類。然而在我們看來，在絕不能忽視這種情況的同時，也是同樣不能忽視另外兩種情況的。第一，通觀書法史的總體狀況便會看得清楚而明白：書家之進行藝術創作，實有偏於情感化的和偏於理性化的兩種類型（其他藝術門類中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偏於情感化的可以情緒激昂、喜憂於色，偏於理性化的則可以從容不迫、信手拈來。因而，如果說張旭、懷素是偏於情感化的，那麼黃庭堅則是偏於理性化的。如黃氏就曾這樣寫道：“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界萬緣，蚊蚋聚散，未嚐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論書》）這兩種情況實際上各有優劣，難分軒輊；若以數量而論，則偏於理性化的人乃是大多數。第二，即便對那些偏於情感化的書家而言，他們在書法藝術中所要予以表現的，也不是他們在進行藝術創作時所身處其中的那一“具體情感活動內容”，而是他們早已“爛熟於心”因而意到筆隨地就可以予以表現的那一“普遍情感存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