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盡管如此，在認真對比了西方“現代”藝術及其文化背景與中國書法的“現代”意味及其文化背景的方方麵麵之後，我們還是覺得，中國書法的這種“現代”意味在我們這裏到底會有怎樣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這仍然是一個很值得認真思考與研究的問題。很顯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是會有一些的，但這“一些”到底是多少？生吞活剝、東施效顰式的照搬與模仿當然是不行的，但這“不行”又是怎樣的一種分寸？如此等等，均頗費思量。一個明擺著的問題是，就如同馬克思所說一種理論在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取決於這個國家對這種理論的需求程度一樣，一種藝術形式在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也要取決於這個國家對這種藝術形式的需求程度。換句話說，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興衰存亡，都是一定的社會、曆史、文化背景的產物。在這方麵，西方“現代”藝術是不存在任何問題的。正如英國著名美學家赫伯特·裏德在《現代藝術哲學》一書中所言，“藝術的發展階段是與思想的發展平行的，而這兩種發展又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因而，“現代藝術的形式的發展是受到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的‘調節’的”。但我們這裏的情況又如何呢？如上所及，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這裏的確發生了一些十分深刻而明顯的變化（如民主意識、自我意識的加強之類）。但又無可諱言的是，無論從傳統的角度來講還是從現實的層麵來講，我們在社會、曆史、文化這個總體方麵與西方“現代”社會的差別還是根本性的、實質性的。所以在我們看來，我們當代書法藝術中的某些“現代”意味，總是不同程度地具有一些生吞活剝、東施效顰之嫌的。這似乎主要是一種形式的移植，而本質性地有別於西方現代藝術的土生土長了。
此外，當我們今天試圖引進與吸收西方現代藝術的時候，如下兩種情況也是應該予以充分考慮的。第一，盡管西方現代藝術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已經有了數十年的發展曆史，但它並沒有真正能夠取傳統藝術而代之，而僅僅是與各種傳統藝術形式同生共存的一種新型的藝術形式而已。將來的情況恐怕仍舊會是這樣。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現代”藝術乃是傳統藝術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或唯一出路，中國書法的情況就更是如此。第二，有些人在一廂情願、如獲至寶地忙著引進與吸收“現代”藝術的時候，其中的有些被引進和吸收對象在它們的原產地卻已早是明日黃花了。而且從總體的情況來看，“現代”藝術各流派的壽命大多不長。因而無論如何也不能將“現代”藝術作為永恒的真理來看待。既然如此，那它們在我們這裏能否再一次地獲得新生呢？在我們看來，這是大可懷疑的，或者幹脆說可能性極小。所以，當我們的書法藝術試圖追求某種“現代”意味的時候，這也是應該予以充分考慮的一個方麵。
總之在我們看來，借鑒西方“現代”藝術中的一些有益的東西來為我們當代中國書法的藝術創新追求服務，這無疑是必要的，也肯定會是有所裨益的。若生吞活剝、生搬硬套、邯鄲學步、東施效顰，那結果就隻能是此路不通了！就當前我們的書法藝術之中的那種“現代”意味的具體情況來看，那些以“圖畫化”、“線條化”、“拚貼化”等等為務的“現代書法”之類，肯定不會有多麼美好的前程。真正具有生命活力與發展前途的，應該是那些真正消化並吸收了西方“現代”藝術的合理因素，來豐富與發展我們的傳統書法的東西。
然而盡管如此，在認真對比了西方“現代”藝術及其文化背景與中國書法的“現代”意味及其文化背景的方方麵麵之後，我們還是覺得，中國書法的這種“現代”意味在我們這裏到底會有怎樣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這仍然是一個很值得認真思考與研究的問題。很顯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是會有一些的，但這“一些”到底是多少？生吞活剝、東施效顰式的照搬與模仿當然是不行的，但這“不行”又是怎樣的一種分寸？如此等等，均頗費思量。一個明擺著的問題是，就如同馬克思所說一種理論在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取決於這個國家對這種理論的需求程度一樣，一種藝術形式在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也要取決於這個國家對這種藝術形式的需求程度。換句話說，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興衰存亡，都是一定的社會、曆史、文化背景的產物。在這方麵，西方“現代”藝術是不存在任何問題的。正如英國著名美學家赫伯特·裏德在《現代藝術哲學》一書中所言，“藝術的發展階段是與思想的發展平行的，而這兩種發展又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因而，“現代藝術的形式的發展是受到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的‘調節’的”。但我們這裏的情況又如何呢？如上所及，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這裏的確發生了一些十分深刻而明顯的變化（如民主意識、自我意識的加強之類）。但又無可諱言的是，無論從傳統的角度來講還是從現實的層麵來講，我們在社會、曆史、文化這個總體方麵與西方“現代”社會的差別還是根本性的、實質性的。所以在我們看來，我們當代書法藝術中的某些“現代”意味，總是不同程度地具有一些生吞活剝、東施效顰之嫌的。這似乎主要是一種形式的移植，而本質性地有別於西方現代藝術的土生土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