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初，鄭蘋如得到一份總部的密電：要她利用自己與日本方麵的特殊關係，綁架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學習的兒子近衛文隆，想以此通過外交談判逼日本退兵。
近衛文隆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長子。近衛文麿曾送他到美國留學，但近衛文隆在美國沉迷於吃喝玩樂，不思進取。無奈之下，近衛文麿隻好又把他送到由日本人在1900年開辦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還專派了一個在該院畢業的日本人中山優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但近衛文隆來到中國後依舊是我行我素，賭博、嫖妓、看賽馬，為所欲為。對日本駐滬的頭目們來說，近衛文隆想不想讀書並不重要，怕的是他的“亂來”和“惹事”會影響他的自身安全。尤其是近衛文麿的談判代表早水親重深感“責任”重大，因為近衛文麿曾特別叮囑他看管好近衛文隆。百般焦慮中，早水想到了鄭蘋如，想讓鄭蘋如去“照顧”近衛文隆。
1938年秋末的一天，日本駐滬“領事館”舉行“日中和平聯誼會”，鄭蘋如作為嘉賓和翻譯出席。早水把鄭蘋如介紹給近衛文隆，讓他倆交朋友。鄭蘋如的美麗和高雅讓近衛文隆傾慕不已，經常打電話約會鄭蘋如。
一來二去，近衛文隆視鄭蘋如為“未婚妻”，對她口無遮攔，時常無意間說出自己聽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講者無意，聽者有心”，近衛文隆成了鄭蘋如獲取重要情報的來源之一。
一個周末的下午，鄭蘋如把近衛文隆約到巴拿馬夜總會“談情說愛”，借機把他灌醉後，帶到一家酒店客房“軟禁”。計劃由地下組織派人，通過水路把近衛文隆帶出上海。
沒想到，總部收到鄭蘋如“得手”的電報後，卻複電馬上“放人”。原因是近衛文麿在日本算是“溫和派”，擔心一旦把他逼急了會變向強硬派一邊；另外，綁架其子未必能達到逼日本退兵的目的，反而會引起日軍在上海進行大搜捕和大屠殺，致使更多無辜者遭殃。
那天，日本方麵得知近衛文隆“失蹤”後，滬西日本憲兵隊緊急出動，封鎖所有交通要道，特務機構也派出人員在租界內亂竄，四處打探。直到鄭蘋如與近衛文隆手挽著手“回家”，並得知他倆在客房“過夜”，日本頭目們才放下心來，認為是虛驚一場。
1939年8月底，一個星期六晚上，日本駐滬“總領事”在“領事館”的草坪上舉辦納涼舞會，這是一個小範圍、高規格的舞會，參加舞會的都是日本在滬的政界和軍界要人。鄭蘋如應早水親重之邀赴會。
舞會上，鄭蘋如成了日本大人物眼中的豔麗“櫻花”，一個個搶著要與她共舞，鄭蘋如則有請必跳。在這次舞會上，早水親重不無得意地向鄭蘋如吐露了一件機密：日本方麵秘密派去重慶的人已經同國民黨的“二號”接觸了，“二號”表示願意同日本人合作。
翌日上午，鄭蘋如將二號人物汪精衛即將叛變的情報迅即密報重慶，然而，這一重要情報並沒有引起她的上司的注意。
1938年12月初，鄭蘋如再次從日本駐滬高層人物處得到“可靠情報”：
汪精衛已同日本人“談妥事宜”，準備離開重慶“變節投敵”。鄭蘋如再次發出絕密加急電報：“獲悉大二號已與日本方麵勾搭，近日將有異動，務必采取行動加以阻止。”但是，這份絕密急電依然沒有引起重慶大佬們的注意。沒有人會相信一個國家的“二號人物”會投敵、當漢奸。但就在鄭蘋如的這份密電發出後的第三天，汪精衛突然“失蹤”，去向不明。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在越南河內公開發表投降日本的“豔電”後，重慶方麵才如夢初醒，但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