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期，廬隱遭到了人間最不幸的死別，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她死了母親、丈夫、摯友石評梅和哥哥。他們的相繼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樣壓在她的心上，哀傷緊緊捆綁著她，折磨著她。丈夫死後，她常同石評梅散步、談心，跑到陶然亭對著荒塚放聲痛哭，登上中央公園的高峰酣歌狂舞。石評梅死後，她成了一個沒有伴侶的長途旅人。她說：“這時節我被浸在悲哀的海裏，我但願早點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煙，我試作慢性的自殺。”她哥哥的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後，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有轉變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傳裏說：“雖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來……我隻要有這種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她寫了中篇小說《歸雁》。她說：“在《歸雁》中，我有著熱烈的呼喊，有著熱烈的追求，隻可恨那時節，我腦子裏還有一些封建時代的餘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禮教的藩籬。可是我內心卻燃燒著這種渴望，因為這兩念的不協調，我受了痛苦，最後我是被舊勢力所戰勝，‘那一隻受了傷的歸雁，仍然負著更深的悲哀重新去漂泊了。’”1928年，廬隱認識了比她小9歲，當時還是清華大學學生的樂天派青年詩人李唯建。他們相識不久便由友誼發展到了戀愛。這時，她從“重濁肮髒的軀骸中逃逸出來了”，她成了一朵花，一隻鳥，一陣清風，一顆亮星；她覺得“前麵有一盞光明的燈，前麵有一杯幸福的美酒，還有許多青蔥的茂林滿溢著我們生命的露滴”，“宇宙從此絕不再暗淡了”……愛情將廬隱從悲哀的深淵中挽救出來！
1930年秋，她不顧世俗的阻力，宣布與李唯建結婚。他們東渡日本，寄居在東京郊外，努力開拓他們愛情生活和創作生活的前程。
關於戀愛，廬隱自己說：“我自然不會主張戀愛要以金錢地位年貌為條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絕對無條件的。”廬隱所說的條件就是精神，她自己對待愛情便是這樣的，她說：“在我的生命中，廬隱與丈夫李唯建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銳利的人物，而我呢，滿靈魂的陰翳，都被他的靈光，一掃而空……”這是她從李唯建那裏得到的精神財富，也是他們相愛最堅不可破的基礎。這時期，他們合寫的那本《雲鷗情書集》裏收集了他們之間一年中的幾十封書信，字裏行間都能感受到愛情帶給他們的甜蜜。廬隱自己不再固執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轉換生活的方向。她說：“從前我是決意把自己變成一股靜波一直向死的淵裏流去。而現在我覺得這是太愚笨的勾當。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變活，興風作浪。”他們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東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寫的小品文，原擬20題，但隻寫了11篇，都在《婦女雜誌》上發表過。由於日元高漲，生活不能維係，他們決定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壓迫已久的靈感，在這美麗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廬隱說：“我們當然可以寫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寫了一部10萬字的長篇《象牙戒指》，這是一個充滿哀感，為她的朋友石評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紀念。這個長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其餘一部分因國難遭焚。這時期，她還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廬隱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傑介紹，進入工部局女子中學，為生計再一次開始了教書生涯。她一麵教書，一麵寫文章。廬隱在這一時期進入了創作的高峰期，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誌》和《現代雜誌》上，都有她的作品發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了她的中篇小說《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說《情婦日記》。她後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緒較以前樂觀、開朗，特別是“一二·八”淞滬戰爭後，她跳出了由社會、環境、生活築成的囹圄，著眼於民族戰爭，在艱苦的條件下，先後創作了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和《火焰》。
這時期，廬隱也認為自己已經跳出了苦海，進入她的開拓時期。她說：“我現在寫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換句話說，我的眼光轉了方向，我不單以個人的安危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寫的《女人的心》，我大膽的叫出打破藩籬的口號，我大膽的反對舊勢力，我大膽的否認女子片麵的貞操。”“但這些還不夠，我正努力著，我不隻為我自己一階級的人作喉舌，今而後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為一切階級的人鳴不平。我開始建築我整個的理想。”她的世界觀、文藝觀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轉變。
廬隱與李唯建婚後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樂最幸福的四年。正當她的思想和創作開始轉向的時候，1934年5月，因難產手術，開刀後流血不止，高燒不退，遂於13日11點20分逝世於上海大華醫院14號病室，年僅36歲。據蘇雪林回憶，廬隱生活拮據，“為節省費用沒有進醫院，僅以十數元代價雇一助產士來家伺候，以手術欠佳，流血不止，送入醫院，終於不救。”對廬隱的早逝，聞者無不扼腕歎息！
廬隱一生清貧，度日艱難，沒有任何財產，隻有幾部比生命還寶貴的作品。為了慰藉廬隱的在天之靈，李唯建將她的全部作品放進棺內，讓她畢生心血的結晶永世伴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