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端一白鶴，豐采多綽約。
我欲借據繳，笑向雲端搏。
長籲語白鶴，但去勿複忘。
世路苦崎嶇，何處容楚狂？
這首詩，可以看出她當時的心境、誌趣和抱負。
做完了畢業論文，拿到了文憑，廬隱就此告別了三年的大學生活。在大學期間，廬隱雖然已經成了文壇上有影響的作家，但以往短暫的教學經曆還不足以讓她認識紛紜的社會，於是，她懷著恐懼的心情，真正地踏進了社會。
廬隱大學畢業時才22歲，她又到了安徽，在一個中學任教。在那裏，她嚐到了社會上的種種酸楚，她說雖然隻有半年的工作，卻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總是懷著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卻是輕蔑和敵意。
1923年夏，她不顧家庭、朋友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與有妻室的郭夢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舉行了婚禮。廬隱的行為雖然受到許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評，但蘇雪林倒著實為她辯護了一場，說批評者“不應當拿平凡的尺，衡量一個不平凡的文學家。”廬隱曾經是一個堅定的獨身主義者，但她和郭夢良的愛情摧毀了她的理智，她認為：隻要有了愛情，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結了婚，一方麵她滿足了，同時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後的生活實際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緒和家庭瑣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後，廬隱又重新開始了她的著作生涯，寫出了《勝利以後》、《父親》、《秦教授的失敗》等短篇小說。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海濱故人》。之後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襲來：郭夢良因腸胃病竟一病而逝。這時，她身邊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她忍著痛苦，帶著孩子，送郭夢良的靈柩回到郭的家鄉福州。她在郭家居住時，在福州女子師範任教。郭的前妻對她並不壞，隻是婆婆太刻薄，處處對她迫害，連晚上點煤油燈都要遭到惡罵，實在無法忍受，她便帶著孩子，從福建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記載著一些暗淡生活裏的暗淡日子。
在上海，她擔任大夏大學的女生指導，並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課餘，夜以繼日地繼續著她的寫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滿麵愁容，向朋友感歎自己命運的不幸，責罵男人和愛情害了她。
北京是廬隱自幼生長的地方，她對於這裏有著特殊深厚的感情。不久，她又回到了北京，一個朋友推薦她擔任了使她頭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學校長的職務。她說：“當校長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臉的打官腔的人們會麵，並且還要謹慎，還不能亂說一句話。現在不要說作品，真是連文學的感情，也消逝得幹幹淨淨了。”第二年，她便辭了職，又到北京師大附中教書去了。
雲端一白鶴，豐采多綽約。
我欲借據繳，笑向雲端搏。
長籲語白鶴，但去勿複忘。
世路苦崎嶇，何處容楚狂？
這首詩，可以看出她當時的心境、誌趣和抱負。
做完了畢業論文，拿到了文憑，廬隱就此告別了三年的大學生活。在大學期間，廬隱雖然已經成了文壇上有影響的作家，但以往短暫的教學經曆還不足以讓她認識紛紜的社會，於是，她懷著恐懼的心情，真正地踏進了社會。
廬隱大學畢業時才22歲，她又到了安徽，在一個中學任教。在那裏，她嚐到了社會上的種種酸楚，她說雖然隻有半年的工作，卻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總是懷著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卻是輕蔑和敵意。
1923年夏，她不顧家庭、朋友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與有妻室的郭夢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舉行了婚禮。廬隱的行為雖然受到許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評，但蘇雪林倒著實為她辯護了一場，說批評者“不應當拿平凡的尺，衡量一個不平凡的文學家。”廬隱曾經是一個堅定的獨身主義者，但她和郭夢良的愛情摧毀了她的理智，她認為：隻要有了愛情，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結了婚，一方麵她滿足了，同時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後的生活實際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緒和家庭瑣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後，廬隱又重新開始了她的著作生涯，寫出了《勝利以後》、《父親》、《秦教授的失敗》等短篇小說。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海濱故人》。之後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襲來：郭夢良因腸胃病竟一病而逝。這時，她身邊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她忍著痛苦，帶著孩子，送郭夢良的靈柩回到郭的家鄉福州。她在郭家居住時，在福州女子師範任教。郭的前妻對她並不壞，隻是婆婆太刻薄，處處對她迫害，連晚上點煤油燈都要遭到惡罵，實在無法忍受，她便帶著孩子，從福建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記載著一些暗淡生活裏的暗淡日子。
在上海，她擔任大夏大學的女生指導，並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課餘，夜以繼日地繼續著她的寫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滿麵愁容，向朋友感歎自己命運的不幸，責罵男人和愛情害了她。
北京是廬隱自幼生長的地方，她對於這裏有著特殊深厚的感情。不久，她又回到了北京，一個朋友推薦她擔任了使她頭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學校長的職務。她說：“當校長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臉的打官腔的人們會麵，並且還要謹慎，還不能亂說一句話。現在不要說作品，真是連文學的感情，也消逝得幹幹淨淨了。”第二年，她便辭了職，又到北京師大附中教書去了。
在北京，她還任過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文字編輯，編的是“平民千字課”，每日筆不離手，用那一千個基本生字，編成各種常識和歌謠。她這樣死板、機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辭了職，準備動手試寫中篇或長篇小說。
這時，她與幾個朋友每人出幾百元籌辦了一個“華嚴書店”。“華嚴”，取文章之彩飾、態度之莊嚴之意。書店開張之前，他們辦了一種《華嚴半月刊》，廬隱任編輯，並親自撰寫文章。這時期，她創作的小說、散文和散文詩，多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和石評梅所辦的《薔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冊出版，名曰《曼麗》。當時她正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著作，隱隱約約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觀主義思想。廬隱自己也承認這時期是悲哀主宰著她，無論什麼東西，在她看來都有悲哀的色調，人們的每一聲歎息，每一滴淚水，都能在她心裏得到共鳴，也使她的靈魂得到安慰。她悲哀著走路，悲哀著看世界，但她並不想解決這種支配著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決。這種思想浸透在《靈海潮汐》和《曼麗》兩個集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