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說烏台詩案前，蘇軾對仕途的升遷不無向往之情；但曆經詩案之後，他對名利的追求已漸至淡泊。時間可以改變一個人，二十餘年從政的光陰，讓他由一個輕狂自許的科場奇才，轉變為參悟生命本質的中年男人。
我們尚不能斷論他對仕途已毫無牽掛，但至少，功名利祿早已不是他追求的對象，而經時濟世才是他心中時時湧動的目標。
弟弟蘇轍也升任禦史台諫官，兄弟倆這次總算在京師團聚了。
蘇轍進京上任，更立即履行其職責，他以諫官身份，同時彈劾左右二相蔡確和韓縝，魄力可謂大矣。不久蔡確即被外放，蘇轍緊接著一連七狀，攻下右相韓縝。
在此大好形勢下，蘇轍與其他諫官聯手，乘勝追擊，再彈劾呂惠卿，指此人四大罪狀：其一，作為王安石心腹，多項變革皆出此人之手，貽害無窮；其二，排擠忠良，引用邪黨；其三，挑起邊釁，引發動蕩；其四，背叛王安石，向皇上出示其私人信件，陷王安石於不義，使其獲欺君之罪。
蘇轍主張，應將呂氏追削官職，貶謫遠地。過一段時間，蘇轍見朝廷未對呂氏論罪，又奏一狀，曰“近歲奸邪，惠卿稱首”，若不治罪，怕是其他得罪者不服。在眾諫官的合力圍攻下，最終呂氏被趕出朝廷，眾人無不拍手稱快。
據說，蘇軾爭得了起草貶呂詔書的機會，他以自己天才般的文字，寫了一道極盡痛快淋漓的詔書，盡數呂之罪狀。詔書不長，錄來共賞之：
具官呂惠卿，以鬥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此諭！
兄弟倆聯手，打了漂亮一仗，大出一口惡氣。呂氏被黜，當然大快人心，舊黨中曾被呂氏加害的諸人，聞之莫不歡欣鼓舞。
此前操縱烏台詩案的李定諸人，也相繼遭到彈劾。在向太後進奏的對李定的定罪建議中，蘇軾特別追加了“不服母孝”這項，在他看來，傷風敗俗，毀壞禮度，天理難容，須加治重罪。
蘇軾此舉，不否認有個人發泄憤恨的色彩，但傳統倫理之規讓他無法忽視此項，弘揚人倫一直是他生命中至為重要的一項原則。
司馬光和呂公著上台之後，盡一切之力，廢除新政，恢複舊製。而恢複舊製的先手，自然是人事的安排，因此，在朝中重要人事的任命上，新舊兩黨爭得不可開交。本來水火不容的雙方，矛盾再次集中爆發。
其中，以司馬光與章惇的衝突最為明顯。
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章惇掌握樞密院，門下省與樞密院共掌軍政大權，二人之間的矛盾，便常由爭權而引發，而歸根結底，仍是執政理念的相異而導致。司馬光上台之後，徹底否定新法，罷免役恢複差役，章惇與之爭辯，頗為激烈。
司馬光是個固執的倔老頭，屬於九頭牛也拉不回來的主兒；而章惇性格一向強硬，為人處世也絕不示弱。所以，這兩個人共事，必會針鋒相對，一不小心，衝突隨時引發。
章惇口齒伶俐，咄咄逼人，司馬光拙於言辭，不善爭執，因此，每有口舌相爭，身材瘦弱的司馬光便成為章惇絕佳口才宣泄的對象，常被弄得十分難堪，下不了台。蘇軾作為章惇的多年老友，又係司馬光倚重的人物，於情於理，他都不能坐視不管，眼看這兩人吵得麵紅耳赤，蘇軾便主動擔起調停二人矛盾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