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為政的“辯證法”
在這個地方用“辯證法”三個字，好像很滑稽，其實，古今的道理是一致的。所謂辯證法，無非從這樣幾個方麵來理解：一是事物是互相聯係、互相轉化的；二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至於任何事物都是由兩個矛盾的方麵組成，我們姑且放下不談。如果僅就前兩個方麵而言，我們的古人的確懂得了治國為政“辯證法”的精義。我們看看下麵的一些論述和事例，就會知道古人在這方麵無可企及的造詣。
孔子在漢代就成為聖人，在當時就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有很多人假托孔子來說明問題。據說，子路有一次救了一個溺水的人，那人為了答謝他就送他一頭牛。子路事後向孔子講述這件事。孔子說：“你這樣做很好，以後魯國的人就都願意救人於危難之中了。”子貢的家奴想要贖身，子貢放了他但並未收取贖金。根據魯國的法律，家奴贖身是要交納贖金的。孔子批評子貢的做法，他說：“以後魯國人再不敢贖人了。”孔子之所以稱讚子路、批評子貢，就在於子路做了好事而收了人家的謝金，這是鼓勵大家都與人為善，這樣可以幫助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子貢不收別人贖金雖表現得慷慨謙讓，但別人做不到，因此就堵住了行善的道路，使得有家奴的主人不敢釋放奴隸了。所以，這樣做對於社會來講沒有任何好處。由此可見，自己的清廉高潔應在該表現的地方表現，不要在公眾麵前故意炫耀賣弄——那樣做隻會適得其反。
孔子像
韓非子不僅是法家的代表，也懂得治國為政的辯證法，他說：“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這是文化知識及武力的負麵影響。曹操也曾說：“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一個國家如果單純依賴武力立國，或者單獨依賴文臣立國，都會導致滅亡。”吳國夫差、魯國偃王就是很好的例子。吳起也曾說過：“上古時候承桑氏的國君崇尚以德治國，廢除軍隊建設，結果導致亡國之災；夏朝的有扈氏，依仗人多勢強，軍事力量強大，窮兵黷武，忽略德治，結果也是國破家亡。賢明的君主以此為教訓，將‘內修文德，外治武訓’作為立國之本。對內加強文明道德建設，對外則加強軍事力量建設，這樣則強敵不敢犯，百姓文明尚德，君主從容謙恭，哀傷懷念為國捐軀的烈士。這雖鼓勵人民向英雄學習勇敢無畏的精神，但絕不損害到仁愛精神。”《玉鈐經》這本書中說：“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助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
薑太公好像離我們很遙遠了，其實他的話今天聽來也是很有道理的，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刑罰太嚴，民則畏懼，長久下去必生變故。這是刑罰嚴厲所產生的流弊。如果把任何事都弄得非常清楚，就會擾亂百姓，他們就要遷移。如果大家都想遷移就不能安心居住，這樣就容易出現變亂。這是明察的流弊。”薑太公還說：“獎賞過勤容易誘發人們不滿足的心理，心裏不滿足就滋生怨恨。賢明的君王治國理民，不管臣的喜好，而更在乎他們憎惡什麼；他不關心民眾為何來歸順，而更關注民眾為何要離他而去。如果讓百姓都安居樂業，這樣天下就真正太平了。”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講，那些被稱為聖人的人，也是在為大盜積蓄和看管財寶。從前，齊國在薑太公的輔佐下很強盛，城邑一座接一座，人丁興旺，到處都顯出一派繁榮富強的景象。方圓兩千多裏都是齊國的天下，而國內的種種典章製度、城鄉規劃，無不是按照太公當年的做法。但後來田成子當道，殺了齊簡公，竊取了齊國的政權，他所竊取的，哪裏隻是一個齊國呢？他把齊國先賢所製定的好的政治製度一同竊取了。因而曆史上田成子雖背上了竊國大盜的罵名，但是他像堯舜那樣，安安穩穩地統治著齊國；而且周圍的小國不敢對他有所微詞，大國也不敢來討伐他，竟然還傳了十二代。由此可見，田成子不但竊取了齊國的政權，而且還竊取了薑太公所製定的聖明的政治製度，難道不是這些聖明的製度保護了他這個大盜賊嗎？這說明，聖明的政治製度也有其不好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