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第一，創始人都具有很高的政治榮譽和影響力。三家民營企業集團的創始人都獲得了全國性的政治榮譽（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在企業控製權和決策權逐步進入代際傳承的同時，第二代繼承人也在建立政治關係。毫無例外，作為第二代繼承人，他們都通過當選人大代表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關係。第三，第二代繼承人的政治榮譽都低於第一代創始人。盡管第二代繼承人都獲得了一定的政治身份，但他們的政治身份顯然都低於第一代創始人的政治身份。比如，萬向集團創始人魯冠球是黨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而魯偉鼎僅為杭州市蕭山區人大代表。
正是由於這些民營企業集團創始人獨特的地位決定了依附於創始人的政治關係的稀缺性、特殊性、難以被模仿和替代，但隨著第一代創始人逐步淡出企業，依附於創始人的政治關係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都降低，代際傳承導致政治關係的VRIN屬性下降。
由此可見，隨著第一代創始人逐步淡出企業，其具有的較高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是第二代繼承人難以替代的，這將使基於創始人政治地位和榮譽的企業政治關係趨於弱化，民營企業的代際傳承導致政治關係的VRIN屬性下降，政治關係對企業競爭優勢的支撐作用減弱。
二、作為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政治關係的價值隨時間而“損耗”
Hillman認為，政府官員作為企業的外部董事可以為企業帶來如下的好處：第一，與公司經營環境相關的公共政策方麵的建議和谘詢；第二，與現任官員、政治決策者聯係的渠道；第三，影響政治和公共政策決策；第四，提升企業的合法性。而Lester,Hillman,Zardkoohi和ella認為，不同前政府官員所有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是不同的，因而官員對企業的價值具有異質性。他們對1988-2003年間從美國政府公共部門離職的參議院議員、眾議院議員、內閣成員在離職後擔任企業外部董事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前政府官員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深度（董事的專業技能、知識、技術、社會網絡的深度）和廣度（知識、技術、社會網絡的範圍）與其被聘任的可能性正相關，而前政府官員離職的時間越長，被聘任的可能性越低。
Lester,Hillman,Zardkoohi和ella認為，前政府官員被聘任為外部董事的可能性與離職時間之所以呈反向關係，原因在於隨著離任時間的增加，在任職期間積累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價值將會下降：第一，官員所積累的政府網絡關係將會逐步淡化，這源於其所認識人員的退休、被取代，或者新任官員對前任官員“不感冒”；第二，前官員所積累的關於政府運作的知識和經驗將逐步“損耗”。
可知：第一，創始人都具有很高的政治榮譽和影響力。三家民營企業集團的創始人都獲得了全國性的政治榮譽（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在企業控製權和決策權逐步進入代際傳承的同時，第二代繼承人也在建立政治關係。毫無例外，作為第二代繼承人，他們都通過當選人大代表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關係。第三，第二代繼承人的政治榮譽都低於第一代創始人。盡管第二代繼承人都獲得了一定的政治身份，但他們的政治身份顯然都低於第一代創始人的政治身份。比如，萬向集團創始人魯冠球是黨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而魯偉鼎僅為杭州市蕭山區人大代表。
正是由於這些民營企業集團創始人獨特的地位決定了依附於創始人的政治關係的稀缺性、特殊性、難以被模仿和替代，但隨著第一代創始人逐步淡出企業，依附於創始人的政治關係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都降低，代際傳承導致政治關係的VRIN屬性下降。
由此可見，隨著第一代創始人逐步淡出企業，其具有的較高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是第二代繼承人難以替代的，這將使基於創始人政治地位和榮譽的企業政治關係趨於弱化，民營企業的代際傳承導致政治關係的VRIN屬性下降，政治關係對企業競爭優勢的支撐作用減弱。
二、作為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政治關係的價值隨時間而“損耗”
Hillman認為，政府官員作為企業的外部董事可以為企業帶來如下的好處：第一，與公司經營環境相關的公共政策方麵的建議和谘詢；第二，與現任官員、政治決策者聯係的渠道；第三，影響政治和公共政策決策；第四，提升企業的合法性。而Lester,Hillman,Zardkoohi和ella認為，不同前政府官員所有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是不同的，因而官員對企業的價值具有異質性。他們對1988-2003年間從美國政府公共部門離職的參議院議員、眾議院議員、內閣成員在離職後擔任企業外部董事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前政府官員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深度（董事的專業技能、知識、技術、社會網絡的深度）和廣度（知識、技術、社會網絡的範圍）與其被聘任的可能性正相關，而前政府官員離職的時間越長，被聘任的可能性越低。
Lester,Hillman,Zardkoohi和ella認為，前政府官員被聘任為外部董事的可能性與離職時間之所以呈反向關係，原因在於隨著離任時間的增加，在任職期間積累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價值將會下降：第一，官員所積累的政府網絡關係將會逐步淡化，這源於其所認識人員的退休、被取代，或者新任官員對前任官員“不感冒”；第二，前官員所積累的關於政府運作的知識和經驗將逐步“損耗”。
在中國轉軌過程中，聘請前政府官員出任企業高管或顧問是民營企業建立政治關係的重要途徑。前政府官員熟悉政府的運作和政府部門工作的履曆所形成的“餘威”、“餘網”，有助於民營企業建立與政府部門的良好關係。那麼，隨著官員離任時間的增加，建立在聘請前政府官員基礎上的政治關係的經濟影響勢必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