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BPS的模型分析投資者法律保護對企業控製權的家族繼承的影響，本書借鑒他們的模型來分析政治因素在企業代際傳承中扮演的作用。
第一，在BPS的模型中，控製權的非貨幣化收益影響企業的代際傳承決策，而政治關係的非貨幣收益構成控製權私人收益。如果控製權的非貨幣化收益足夠高（大於職業經理人與民營企業家後代的經營能力差異所產生的利潤增量），那麼選擇後代繼承控製權是最優的。而政治關係所具有的非貨幣化收益（民營企業家參政議政帶來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等）可以視為控製權非貨幣化收益的組成部分，進而增加了民營企業在代際傳承決策中家族鎖定的傾向。民營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級別越高，政治關係的非貨幣化收益越高，控製權私人收益越大，民營企業代際傳承越傾向於家族鎖定。
第二，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部分抵消了職業經理人與民營企業後代能力差異的影響。職業經理人與民營企業家後代的能力差異越大，控製權家族鎖定的代價越大，控製權的家族傳承可能性越小。而政治關係可以為企業帶來貨幣化收益（政府補貼、融資便利等），貨幣化收益的存在相當於降低了職業經理人與後代在經營能力上的差異，上文已指出上述貨幣化收益是依附於企業控製權的，控製權的家族鎖定有助於保留上述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因而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也促進了企業控製權的代際傳承。
根據以上的分析，民營企業政治關係的非貨幣化和貨幣化私人收益會造成企業控製權的代際鎖定。為此，我們提出理論假設2。
理論假設2：民營企業的政治關係與民營企業控製權代際鎖定正相關。民營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級別越高，創始人的後代越可能獲得公司控製權（介入公司董事會或高管層）。
2.企業創始人的參政議政與企業繼承人的參政議政
以上的分析強調，民營企業政治關係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是促進企業控製權代際鎖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上述結論成立的話，那麼另外一個推論也可能成立：企業創始人的參政議政會影響企業繼承人的參政議政，因為在確定公司所有權和控製權向下一代轉移後，通過繼承人的參政議政可以使政治關係帶來的收益得以延續。
第一，父輩參政議政帶來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會激勵企業繼承人的參政議政。作為企業的繼承人，子輩必然也會通過各種途徑最大化企業收益，而父輩從參政議政中獲得收益必然會帶來示範效應，激勵繼承人模仿父輩的行為。而正如上文指出的，民營企業家參政議政源於企業的所有權和控製權，企業控製權繼承人的身份有助於繼承人的參政議政。
盡管BPS的模型分析投資者法律保護對企業控製權的家族繼承的影響，本書借鑒他們的模型來分析政治因素在企業代際傳承中扮演的作用。
第一，在BPS的模型中，控製權的非貨幣化收益影響企業的代際傳承決策，而政治關係的非貨幣收益構成控製權私人收益。如果控製權的非貨幣化收益足夠高（大於職業經理人與民營企業家後代的經營能力差異所產生的利潤增量），那麼選擇後代繼承控製權是最優的。而政治關係所具有的非貨幣化收益（民營企業家參政議政帶來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等）可以視為控製權非貨幣化收益的組成部分，進而增加了民營企業在代際傳承決策中家族鎖定的傾向。民營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級別越高，政治關係的非貨幣化收益越高，控製權私人收益越大，民營企業代際傳承越傾向於家族鎖定。
第二，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部分抵消了職業經理人與民營企業後代能力差異的影響。職業經理人與民營企業家後代的能力差異越大，控製權家族鎖定的代價越大，控製權的家族傳承可能性越小。而政治關係可以為企業帶來貨幣化收益（政府補貼、融資便利等），貨幣化收益的存在相當於降低了職業經理人與後代在經營能力上的差異，上文已指出上述貨幣化收益是依附於企業控製權的，控製權的家族鎖定有助於保留上述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因而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也促進了企業控製權的代際傳承。
根據以上的分析，民營企業政治關係的非貨幣化和貨幣化私人收益會造成企業控製權的代際鎖定。為此，我們提出理論假設2。
理論假設2：民營企業的政治關係與民營企業控製權代際鎖定正相關。民營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級別越高，創始人的後代越可能獲得公司控製權（介入公司董事會或高管層）。
2.企業創始人的參政議政與企業繼承人的參政議政
以上的分析強調，民營企業政治關係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是促進企業控製權代際鎖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上述結論成立的話，那麼另外一個推論也可能成立：企業創始人的參政議政會影響企業繼承人的參政議政，因為在確定公司所有權和控製權向下一代轉移後，通過繼承人的參政議政可以使政治關係帶來的收益得以延續。
第一，父輩參政議政帶來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會激勵企業繼承人的參政議政。作為企業的繼承人，子輩必然也會通過各種途徑最大化企業收益，而父輩從參政議政中獲得收益必然會帶來示範效應，激勵繼承人模仿父輩的行為。而正如上文指出的，民營企業家參政議政源於企業的所有權和控製權，企業控製權繼承人的身份有助於繼承人的參政議政。
第二，從父輩角度看，企業創始人也有督促繼承人參政議者的動機。通過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可以獲得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企業創始人當然希望這樣的收益能夠得以持續，前提條件是基於參政議政的政治關係能夠得以延續，而激勵和督促繼承人參政議政可以成為維持政治關係的重要途徑。
而由於以下的原因，企業繼承人的參政議政意願更可能實現：第一，企業所有權和控製權的代際傳承為繼承人的參政議政奠定基礎。擁有企業所有權和控製權是通過參政議政建立政治關係的基礎，而企業所有權和控製權的代際傳承使繼承人獲得了企業的控製權，從而為其參政議政創造了基礎。第二，企業創始人參政議政期間積累的經驗和人脈關係為繼承人的參政議政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