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關聯企業向政府支付的“對價”是什麼呢？這種對價是否構成了民營企業政治關係的成本進而對關聯企業的績效和競爭優勢產生不利影響呢？下麵分析中國民營企業政治關係中的賣方偏好和需求以及買方市場競爭格局對“對價”和政治關係成本的影響。
二、地方政府的偏好與政治市場中民營企業的“對價”方式
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標是在競選中勝出（當選或再次當選），因而政治人物偏好那些有助於他們在競選中勝出的“對價”，主要包括關於選民偏好的信息、財務支持和選民培養等。那麼在中國的政治體製下，地方政府（官員）會偏好什麼樣的支付方式呢？政府的目標是多維的，至少包括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經濟目標指經濟持續增長、稅收的穩定增長；社會目標包括社會穩定、提供社會保障、提供失業救濟等。但不同的政治體製下，政府（官員）會賦予不同目標以不同的權重。在政治競選中，政治人物會賦予社會目標以更大的權重。下麵結合中國政治體製特征來分析地方政府及官員的偏好和需求。
在中國政治體製下，地方官員的晉升存在著“優勝劣汰”的錦標賽製度約束。在中國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製度下，主要由上級政府的考核作為地方官員晉升的主要依據，這種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造成轄區內的民眾對官員的政治晉升沒有重要影響。由於政府是多目標、多任務的組織，相對的GDP增長是一種次優的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具有信息量的指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經濟的增長成為決定地方官員能否在政治上得到晉升的決定性因素。因而中國地方政府（官員）會賦予經濟目標更高的權重，這意味著能夠提升地方經濟增長的舉措會受到政府官員的青睞，因而能否提升地方經濟增長是決定企業政治行為和策略有效性的關鍵所在。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麵臨著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的雙重壓力：一方麵，政府的合法性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麵，晉升錦標賽製度決定了地方官員不能放棄對地方經濟的追求。但是，地方政府的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的實現是在既定資源約束下進行的，增加發展地方經濟的投入必然導致政府對承擔社會責任事項的投入下降。比如，在GDP政績觀的推動下，地方政府會把更多的政府收入用於基礎建設，而忽視了諸如養老保險、社會醫療等社會保障方麵的投入。在缺乏足夠自下而上監督的情況下，甚至會導致地方政府奉行唯GDP論，對社會責任事項的投入嚴重不足。
然而，在許多社會責任事項方麵，政府與企業之間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麵，政府頒布實施的相關法規構成了企業社會責任規範的基礎。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眾多，但可以劃分為兩類：強製性的和自願性的，比如遵守法律、為職工提供生產安全、職業健康等就是強製性的，而服務於社會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則是自願性的。在強製性社會責任方麵，政府相關部門頒布實施的法規構成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最低標準。另一方麵，企業與政府的社會責任在一定範圍內具有替代效應。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將減輕政府相應的負擔，並有助於提升政府的合法性。比如在環境保護方麵，企業采取更為環保的生產技術降低汙染物排放量，減少環境汙染，那麼政府環境治理的經濟壓力和社會輿論壓力將大為下降。相反，如果企業沒有承擔或規避相應的社會責任，那麼勢必會增加政府相應的社會責任負擔。比如，少數企業惡意拖欠工資，甚至部分企業負責人會逃之夭夭，造成相關地方政府部門不得不出麵收拾“爛攤子”。
那麼，關聯企業向政府支付的“對價”是什麼呢？這種對價是否構成了民營企業政治關係的成本進而對關聯企業的績效和競爭優勢產生不利影響呢？下麵分析中國民營企業政治關係中的賣方偏好和需求以及買方市場競爭格局對“對價”和政治關係成本的影響。
二、地方政府的偏好與政治市場中民營企業的“對價”方式
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標是在競選中勝出（當選或再次當選），因而政治人物偏好那些有助於他們在競選中勝出的“對價”，主要包括關於選民偏好的信息、財務支持和選民培養等。那麼在中國的政治體製下，地方政府（官員）會偏好什麼樣的支付方式呢？政府的目標是多維的，至少包括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經濟目標指經濟持續增長、稅收的穩定增長；社會目標包括社會穩定、提供社會保障、提供失業救濟等。但不同的政治體製下，政府（官員）會賦予不同目標以不同的權重。在政治競選中，政治人物會賦予社會目標以更大的權重。下麵結合中國政治體製特征來分析地方政府及官員的偏好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