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隻要取消了二元戶籍製度，通過中央財政統一支付全國各地公民的社會基本福利，就可以輕易讓全國的老百姓都能共同分享經濟繁榮和發展的成果，而不需要通過全國各地遍地開花地搞工業、搞開發、來增加GDP增加稅收，完全可以讓大城市帶來集中搞工業、搞開發，通過大城市帶的GDP來帶動全國的GDP和稅收。由此可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應該朝著進一步推動和發展大城市群和特大城市的方向發展，通過發展大城市群和特大城市，來推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帶動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帶動中國擺脫三農問題束縛的發展。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立刻停止片麵鼓勵中小城鎮發展的政策，就必須立刻廢除城鄉二元的戶籍製度，就必須立刻停止那種控製和壓製特大城市人口發展的政策，就必須立刻開放所有城市人口的自由流動、自由定居、自由就業，就必須立刻徹底消除不合理的外來人口歧視政策。
鑒於此，中國應該盡快進行戶籍改革，果斷取消城鄉二元戶籍製度，以解除對人口流動的限製，特別是要消除對流動人口的歧視，也隻有這樣，才能迅速促成中國經濟改革和體製改革的又一個新的高潮。
二元戶籍製度導致中國的城市化速度遠遠落後於工業化，形成了“工業國家、農業社會”的畸形狀況。千百萬農民無法轉化為城市居民，他們隻能像候鳥一樣穿梭於城鄉之間，飽受勞累和歧視，最終回到農村結婚生子，形成了所謂的“民工潮”，也造成了目前中國南方的“民工荒”。民工潮的實質是製度歧視，“民工荒”的實質是戶口限製，農民工無法成為穩定的產業工人，農民無法從身份製轉換為職業製。盡管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溝壑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彌合的，但城市在逐步縮小和彌合城鄉二元差距，促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毫無疑問具有主導性的作用。這不僅因為農村曾經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為城市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城市有支持農村的道德責任，而且因為城市是現代文明的集中體現，有在現代化進程中引領農村向城市化過渡的義務。城市，特別是大都會城市，必須把城市安全和發展放到整個社會安全和發展的範疇中進行考慮。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一個健康發展的農村，也不會有城市的安全環境。因此，走城鄉一體化的新型發展道路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選擇。
目前，地方政府在探索城鄉一體化中所做的嚐試與努力呈現多樣化，無論其成功與否，都能給其他城市以借鑒。在重慶出現了“地票”交易，而四川成都的“戶改”前所未有。無論是在東莞石排鎮、陝西吳起、神木等地的免費義務教育、免費醫療改革，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廣州蘿崗區進行的公共服務改革，還是在江蘇江陰市、常州武進區正在全麵鋪開的全民幸福工程，都顯示了東、中、西部不同地方，在尋找更為成熟的城市化之路。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和重慶的“統籌城鄉”試驗，已經觸及戶籍改革、土地產權等核心問題，城鄉之間壁壘森嚴的堅冰，正在由點到麵地逐漸融化。自2003年以來，成都啟動了城鄉統籌的一係列試驗，通過農村產權製度改革、土地製度改革等探索，以使農民享有更多城市化帶來的紅利，從而縮小城鄉差距。2010年11月17日成都市宣布開始進行城鄉統一戶籍改革，在成都市範圍內取消城鎮戶籍和農村戶籍的稱謂，統稱為居民，並在本區域內實現居民的自由遷徒。現在，成都市的戶籍已經放開，戶口可以隨居住地變動而變動，隻要願意就可以將戶口遷到成都市內的實際居住地。同時該項政策的最大突破之處就在於原來的農民在轉為居民身份與他們所擁有的承包地、宅基地不掛鉤。也就是說改變了傳統的農民戶籍變為城鎮居民的前提是必須交出手中擁有的土地，農民必須徹底與土地脫鉤才可以換得一張城鎮居民的戶籍卡片的不合理的作法。這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不論從推進我國城市化建設，還是促進農村農產品從一家一戶的生產模式到集約生產，不論推進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還是促進現代社會各項製度的建設，都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