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兩院院士吳良墉、周幹峙以及國務院參事、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牛文元等海內外一流專家共同完成的《(2002一2003)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對於大城市帶的用語是“大城市群”。文章中列舉的中國、美國和日本的大城市群分別為：中國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環渤海地區，美國的大紐約區、五大湖區、大洛杉磯區，日本的大東京區、阪神區、名古屋區。文章進一步比較了中美日三大城市群對所在國的GDP的貢獻率，結果發現中國三大城市群的GDP占中國DGP的38%，美國三大城市群的GDP占美國GDP的67%，日本三大城市群的GDP占日本GDP的70%。進一步的分析還發現，不但中國的三大城市群所占的份額偏低，這三大城市群的領頭城市所占的份額更低。中國三大城市群的廣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國的份額分別是1.8%、4.6%、2.5%，而紐約、東京、倫敦、漢城分別占全國的24%、26%、22%和26%。
中國的大城市帶的GDP貢獻率為什麼如此低？中國的大城市帶的領頭城市的GDP為什麼比美日相差近十倍？其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城市的行政割據和二元戶籍製度的存在。在目前的行政割據的管理模式之下，全國各地區各自為政，中央政府為了保持地區之間的平衡，也隻得吃力不討好的努力調整和控製地區的平衡，這樣的結果往往是既抑製了原本可以飛速發展的地區獲得應有的發展，也沒有使原本不具備快速發展的地區得到更快的發展。原本可以輕鬆地通過特大城市帶的發展來帶動全國的發展，卻偏要全麵開花，想讓全國到處都得到同樣快速的發展。從美國和日本70%的GDP集中在三大城市帶的事實可以看出，即使美國日本如此發達的國家也不可能使全國的所有地區都均衡的得到快速發展。如此不切實際的讓一個國家全麵發展的事，是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也不可能辦到的事，我們又怎麼可能不切實際地要求中國能夠辦到呢？
當然，也有人擔心城市過大能否承載的問題，以北京為例，現在北京流動人口和常住人口已達兩千萬以上，如果不加控製，北京又缺水，長此下去北京就會被拖垮，所以有政協委員張惟英提案建立北京人口準入製度。事實上這完全回避了問題的實質。為何人們願意到北京來？是因為不平等的城鄉二元結構，而且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與西方也不一樣。西方的現代化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從農村到城市，農村和城市的發展相對平衡，而且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中還產生了保護農業的農場主勢力，為農業的發展爭取了大量的補貼，農村比起城市不一定就很差，所以我們看到有很多人願意生活在農村。我國古代因為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商品經濟不發達，城市一般隻是消費城市，不承擔生產功能，最重要的是古代一個重要的政治製度——官員告老還鄉製度。雖然古代農村的精英分子會通過科舉走向城市，但是獨特的告老還鄉製度，再加上造福桑梓和落葉歸根傳統國人信念的影響，這些精英分子還會回到故鄉，這就構成人才“從鄉間到城市再回到鄉間、從地方到中央再回到地方”的一個重要循環：鄉間的士子科舉做官，到老了要還歸鄉裏，他告老還鄉的同時，見過世麵的孩子家人也一同回來了，在外麵做官積攢的財富也帶回鄉裏。而現在我們就沒有這樣的循環，隻有鄉間的能人和物資向城市和中心城市集中的過程，沒有返回鄉間的過程，從而造成我們的鄉間越來越貧困化，貧困不僅僅是指財富的匱乏，更關鍵的是人才的匱乏。這樣的社會不均，會造成極大的不穩定因素。而古代的循環製度，保持了文化和智慧在全社會的有效傳承，保持了全社會文化發展的均衡，古代邊遠地區的士子在科場也能暢談時政，與士紳階層的存在和告老還鄉製度是密切關聯的。雖然古代農村和城市上也有差距，但在文化傳承和教育上是沒有差距的，所以不會造成城市人口的過分承載。而我們的現代化則是一個自為的過程，由於我們是一個後發國家，尤其是新中國成立時險惡的國際環境，我們隻好采取了剝奪農村的重工業化道路，這在當時是必須的，但也造成的一個惡果，城市剝奪了大量農村的發展資源，大城市再剝奪小城市，特大城市再剝奪大城市，最後全國資源都集中在北京，以致城鄉差距發展越拉越大。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自然人們都往北京來，這不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必然過程。而且，現在人們趕向城市，主要是因為城鄉的教育差距，很多人寧願忍饑挨餓也要把孩子送往城市，就是希望他們享受一個好的教育，有一個好的前程。如果我們的城鄉發展平衡，特別是農業能夠充分實現現代化，也就不會出現今天這樣的過度遷徙問題了。